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稱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場全國性政治運動，於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間發生在中國大陸境內[2][3][4][5][6]。文革始於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2][7][8]，因其時間長達十年之久，且對中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故也被後世稱為十年內亂[9]、十年動亂[10][11]、十年浩劫[12][13][14][15]。此前，三面紅旗的挫敗造成了三年大饑荒中數千萬人的死亡，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16]。中國官方認為，毛澤東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了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而發動文革[3][17][18]；而一般認為，毛澤東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協助下發動文革，以「反蘇修、反美帝」為口號，以革命名義攻擊「走資派」，嘗試重回黨核心[19][20][21]。文革在此後的一兩年內達到高潮，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的階級鬥爭[22]，造反派大規模奪權、建立革委會以取代黨政機關，公檢法體系被摧毀，大規模武鬥導致全面內戰[23]，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達到頂峰[24][25]；此後「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運動席捲全國[26][27][28][29]。中共右派及溫和派人物權力多遭剝奪，民間黑五類及子女遭到廣泛迫害，而當政極左派亦互相爭權內鬥、導致原定接班人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死亡，黨內四人幫勢力逐漸擴大並與毛、周等人保持周旋[3]。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重新修訂了憲法，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職務被廢除，平息了之前的爭議，「毛澤東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等繼續文革的內容被寫入《七五憲法》[30][31]。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繼承者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於北京懷仁堂一舉粉碎四人幫，持續十年的文革結束[3]。 據各方估計，文革期間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十萬至2000萬不等[32][33][34][35][36]，從北京的「紅八月」起，諸多地區發生了大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屠殺（及大規模人吃人事件）、內蒙古內人黨事件、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等[37][38][39][40][41]，亦爆發了二十世紀世界上最重大的人為技術災難「河南『75·8』水庫潰壩」[42][43]。文革期間的武鬥以及官方鼓勵的批鬥、抄家及告密等過激行為，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44]、整體經濟受嚴重影響[45]、受迫害人數以千萬計[32][46]，亦有大量文物古蹟在「破四舊」中遭紅衛兵破壞[47][48][49]。眾多中共中央領導人被視為走資派而遭迫害，如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彭德懷及賀龍、政治局常委陶鑄等人被迫害致死[50][51][52][53]，鄧小平、陳雲等人被下放，習仲勳、薄一波等人被打倒監禁，半文盲農民陳永貴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54][55][56]。此外，中國的科研教育也受到重大衝擊，知識分子成為被首要打倒的對象之一，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57][58][59][60]。「兩彈一星元勛」中，姚桐斌被毒打致死[61]、趙九章受迫害自殺身亡[62]，其他著名知識分子如老舍、梁思成、傅雷、熊十力、田漢、翦伯贊、吳晗等也受迫害身亡，錢學森等少部分人則因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1966年特別列出的《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而受到保護[63][64]。與此同時，文革期間高考停止，上千萬知識青年進行了上山下鄉運動[65][66]。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文革結束及一連串政治鬥爭後，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開啟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進行改革開放，並修訂了《八二憲法》，而文革藉毛澤東的權勢推動路線鬥爭的極左派下台後多被整肅，逐漸消減毛澤東時代的激進色彩[67][68][69][70][71]。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並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開全盤否定文革，並將其確立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造成全面而嚴重的危害」[72][73]。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次全面否定文革[74]。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保持了對文革的全面否定[75]。 至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問題和對毛澤東的評價在世界各地仍然具有極大的爭議性，包括文革遺毒殘留，而中共並未徹底清算文革、同時限制反思也一直飽受批評[76][77][78]。中國的毛左派和新左派人士認為文化大革命在改革開放後被人為的妖魔化，而自由派人士則認為毛澤東應該對文革後果負主要責任[79][80][81][82][83]。 歷史背景[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史達林模式作為中國國家建設的藍本[84][85]。1953年至1956年，中國共產黨人滿懷信心以史達林模式的藍本進行中國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時，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共開始全盤否定史達林，國際反共和去史達林化的呼聲迭起，中國受到蘇聯及美國的全面國際孤立。毛澤東遂以反右、階級鬥爭擴大化、防修反修重新捍衛史達林模式[84]。 自由派觀點認為，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在大躍進中遭到慘重的失敗，結果是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之後大權旁落，他不甘權力被架空加上恐懼死後，因為經濟的慘烈失敗，如史達林一樣被黨內同志清算，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19][20][21][86]。左派觀點認為，中共通過五年計劃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由於在經濟建設工作中照搬蘇聯經驗，體制上存在等級工資制與幹部特權等問題，故毛澤東希望通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與「反右運動」等自上而下的改良來削弱行政官僚攝取的工業化紅利[87]。隨著政治體制自身改革的失敗，中國官方觀點認為，毛澤東決定發動由體制外民眾力量推動的「文化大革命」來對抗官僚主義[17][18][88]。 反右運動及個人崇拜[編輯]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後，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澤東關注的焦點。1956-57年，毛澤東等人發起了「百花運動」、「反右運動」，自此中國大陸進入了由中國共產黨實質性一黨專政的時代，民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為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禍根[89][90][91][92]。 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南京講到「所以，現在是處在這麼一個變革的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作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後頭的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到文化革命。」「為了這個，我們就要進行一個文化革命。現在，似乎還有一些人不認識這麼一種變化。」 [93][94]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不僅揭開了批評反冒進的序幕，也揭開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會上，毛澤東對反冒進進行了公開的批評。毛澤東認為，「黨內的一些高層領導人之所以敢於向他提異議、反對他的冒進思想，就是因為反對個人崇拜而損害了他的個人權威。」[95]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的領導也不成。……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95] 大躍進及大饑荒[編輯]1957年底，「大躍進」的口號被正式公開提出[96]；1958年，「人民公社」在全國範圍內推廣[97]。1958年11月，在準備和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反覆號召全黨認真學習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說：「我們研究公社的性質、交換、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這些問題，可以參考的材料還是史達林那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為澄清「大躍進」中的思想混亂，毛澤東在他那篇著名的《關於讀書的建議》中，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區、地委、縣四級黨委的委員認真讀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兩本書，每本用心讀三遍。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959年開始，中國大陸進入了當時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改革開放後被稱為「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在該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饑荒之中，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官方表示，這期間有許多人「非正常死亡」，據各方估計有1500萬-5500萬人死於饑荒[98][99][100]。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作了關於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強調權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由他掛帥[101]。1959年上半年，在學習史達林著作的基礎上，毛澤東把學習的重點轉到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上。毛澤東在所列「廬山會議討論問題」中，第一條即讀書。「高級幹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讀者範圍，由中央委員到縣委書記，都要讀。」[102] 1959年7月，五省幹部開始學習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103]。 中國大陸人口數量變化圖。可以看到在「大躍進」期間出生率的大幅降低和死亡率的顯著提高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廬山召開，通過《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104]。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7月14日， 國防部長彭德懷寫了一封「橫直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要阻止史達林晚年的危險」[105]。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給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經權衡黨內具有壓倒性趨勢的肯定彭德懷的意見，認為信件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毛澤東怒責彭德懷：你是反中央」。7月12日張聞天同住在旁邊的彭德懷說「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史達林晚年一樣」，這成為了彭、張談話一個重要把柄。胡喬木說，毛主席有點像史達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史達林錯誤方面，這是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胡喬木引述恩格斯《論權威》中的相關文字，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是黨和人民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這顯然是指要維護毛澤東權威而言的[106]。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罷官，宣布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各地黨的地方委員會先後召開常委會、黨委書記會、黨支部書記會和工業戰線上的黨員廠長、支部書記會，傳達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兩個文件，採用大放大鳴大字報的方式，揭發、批判右傾問題。參加「反右傾」鬥爭的黨員，從領導開始，個個作自我檢查，搞人人過關，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為右傾情緒加以批判。[107] 1959年11月，國家主席劉少奇召集了九次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學習討論會，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問題時指出：「教科書沒有分清專政和民主的方法，沒有明確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只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是組織群眾、教育群眾。把國家組織和教育群眾的職能叫做『專政』，那麼就可以對群眾粗暴了。專政只能對反革命。從國家職能的發展趨勢來看，專政的作用越來越少，組織教育的職能越來越多。國家專政對內的作用越來越縮小，組織教育群眾的職能一萬年也有。」「教科書說：『社會主義社會根本就沒有階級對抗和民族對抗，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這裡只講一致，不講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不是無衝突，但可以減少衝突，預防衝突。沒有對抗性矛盾，處理得不好，也會衝突起來的。」「社會主義是向著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短暫的階段，這是對長期的共產主義而言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幾十年或者更長些，而共產主義可能有幾萬年、幾十萬年。這樣看，思想就解放了。在社會主義階段，還利用許多資本主義的舊形式，如商品、價值、貨幣、銀行等，都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史達林同志在兩個問題上，扭扭捏捏。一是矛盾問題，講社會主義有矛盾，好像心虛得很；一是對採用資本主義的舊形式問題。他對生產資料是商品不敢承認，只承認消費資料是商品；不承認勞動力是商品，不承認剩餘勞動時間，不講有盈利。現在教科書承認了剩餘勞動時間，不承認剩餘勞動創造的價值是剩餘價值。自然，剩餘價值的形式和性質都發生了變化。勞動力的本質不是商品，也還是採取了商品的形式。剩餘價值是有的，但不是個人占有，是社會占有，或勞動者集體占有。不要迴避這些問題，迴避了，反而講不清楚。」[108]1959年12月，毛澤東組織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堅決糾正農村人民公社的「共產」風、浮誇風，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109]。公社開始退還社員自留地、糧食、房屋、農具、家具、生豬、家禽。1960年8月14日，李維漢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為六個民主黨派的中央全會擴大會議所舉行的報告會上講話指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形勢，向工商界、知識界和各民主黨派成員提出了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觀的需要，同時也提供了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觀的可能和條件。希望我們大家不做一個言行不一致的自由主義者，而做一個毛主席的老實學生。」[110] 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指出，在1960年，中國大陸人民繼續高舉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在1958年和1959年大躍進的基礎上，取得了國民經濟繼續躍進的勝利[111]。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由於毛澤東的態度，會議報告對經驗的總結，就只能在堅持「三面紅旗」的前提下進行。1961年11月5日，劉少奇宣布由陳伯達牽頭，胡繩和吳冷西等參加，擔負具體的報告起草工作。劉少奇反覆強調要科學分析當前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災，也不是赫魯雪夫撕毀全部協議和合同，而是我們工作中的錯誤[112]。 七千人大會及後續[編輯]為了解決災荒，劉少奇允許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毛澤東認為這就是資本主義。兩人矛盾在1962年不可挽回地爆發了。[113] 1962年1月，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央決定這次擴大的會議參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地）、縣、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及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共7078人，又稱「七千人大會」。會上，國家主席劉少奇對三年大饑荒的成因，公開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114]。1月18日，彭真在發言時稱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帳，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115] 而1月19日會議一開始，陳伯達就搶著發言，稱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後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都在這次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他說：「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毛澤東提到了國家變修的可能性，他說：「我們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是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毛澤東還講道：「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註 1] 劉少奇的報告表示，這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當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門和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其次要負責的是省一級領導機關」。1月27日劉少奇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提出「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117]1月29日下午時任國防部長的林彪於在大會上發言指出：「我感覺到，我們的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在會上陳雲做了《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劉少奇提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會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對國民經濟進行堅決的全面的調整：大力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並、轉；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的領導力量。從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國共精簡職工約2000萬、城鎮人口2600萬。[118] 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中共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和處理；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對黨、政、軍日常工作進行決策和處理。毛澤東在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16]，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與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在內的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復大躍進以前的體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現了有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做法。毛澤東批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主張，是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表現，是刮「單幹風」。1962年7月，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119]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在北京正式召開。毛澤東主持了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彭德懷、習仲勛、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人不參加全會。毛澤東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毛澤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會議根據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矛盾的講話，批判了所謂「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把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對1960年以來中國大陸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形勢所作出的估計，說成是只講「黑暗」、不講「光明」的「黑暗風」，是右傾機會主義；把有些地區為了反對平均主義而採取的包產到戶等生產責任制和鄧子恢等支持這種責任制的意見，視為刮「單幹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把彭德懷為了澄清1959年廬山會議上強加於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按照黨的組織原則，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信申訴和為受錯誤處分的幹部平反，視為「翻案風」、「平反風」，是對1959年反右傾的「一風吹」。會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寫的歷史小說《劉志丹》有嚴重政治問題，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曾為小說《劉志丹》提出過意見，是利用小說反黨，為高崗「翻案」，是個「反黨集團」。[120]全會接受了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和矛盾的基本觀點，並將它寫進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公報指出：
公報還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120]。 中蘇論戰及四清運動[編輯]
毛澤東和劉少奇接見「東方紅」全體演員（1964年10月16日） 在中蘇論戰期間[122]，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連續發表九篇對蘇聯共產黨公開信的評論，認為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已經篡奪了蘇聯的黨和國家權力，蘇聯「正面臨著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在第九評中總結了十五條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政策，其中第二條說：「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1963年，在與歐美共產黨爭論激化的同時，國內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口號是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到了第二年，林彪便號召軍隊學習《毛澤東語錄》，「突出政治」。四清運動被視為文革的預演[50]。 文革的輿論準備[編輯]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該劇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當時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而同時林彪則通過解除羅瑞卿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一事，基本掌握了軍隊的主導權，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鬥爭做好了保障。共青團九屆三中全會公報通過了《關於在全國青年中更好地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議》。在1966年4月舉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決定：以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會議期間，陳伯達等人起草了《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通知》。[123]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 毛澤東認為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被以赫魯雪夫為首的修正主義者篡奪了[124]，據此毛澤東提出的所謂「四個存在」理論，[125]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126] 1966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外賓時說道：「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127]:583 發展過程[編輯]中共官方認為，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128]：
文革爆發[編輯]《毛主席語錄》，原本是1964年林彪在軍中發行的，1966年8月文化部召開全國毛主席著作印發會議後，便流行開來[129]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7日，毛澤東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許多地方與大躍進的內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會大治」的設想，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標之一[130]，16日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標誌「黨內走資派篡權」的陰謀論在黨內最高層已經到達一個頂點，已經達到嚴重妄想的程度。該通知指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131]《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由彭真、陸定一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原五人小組上報並得到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批准，《二月提綱》也被廢除。[132]「五一六通知」發布和「二月提綱」被撤銷，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文件，只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133]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職務，不過對於他們犯下的錯誤的通告同樣也是機密文件，並不公開。 5月18日，在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發表長篇談話，談到古今中外的政變實例，稱中央內部有人要政變，「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134]林彪還開始倡導個人崇拜，稱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誅之。」[135]同日，《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自殺，由康生接管改組這一共產黨的喉舌。當年開始，教育部、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教育戰線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背了黨的教育方針。要求中小學停開歷史課，合併政治與語文課，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136]由於原來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等重要職務的四人被撤職，其下的大批黨員幹部也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等人則開始逐漸獲得實權。 與此同時由於中下層並不了解高層發生劇烈人事變動的原因和內情，康生等決定採取手段「發動群眾」。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軼歐赴北京大學調查工作，並專門會面了曾在延安結識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137]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此時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大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親自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由於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還發表的有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這個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5月31日經毛澤東批准，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仍掛副部長名義）。當時，原中央宣傳部連同前已改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稱為「三舊」。[138] 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一群學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熱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報》轉載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宣揚《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裡盡朝輝》[139]。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140]、南京大學[141][142]和上海音樂學院[143]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 當時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在此之前已經長期不在北京，由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包括不應影響工作學習、不得打人等，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匯報，沒有明確回復。6月6日的《解放軍報》刊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其中提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制度，逐步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拒絕，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組的想法。[144]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在對「有問題」下屬機構進行接管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145]。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談話中說：「我們都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雪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他還說：我勸你，你們的人不是都忠誠於你的。忠誠的可能是大多數，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頭上叫你「萬歲」，實際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萬歲」時，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146]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後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注意，要吃虧的[147]。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1966—1967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其中指出，不論高小或初中都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148] 學者認為，此時中國可能還沒有人意識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對象是最高層的劉少奇等人，而誤以為只是反右四清等運動的延續，所以他們的目標僅僅是中下層敢於發表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等。日後「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在1967年5月承認，自己當時也絕對沒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國家主席劉少奇。[149]而副總理薄一波在當時對工作組講話時，就認為目前已經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現在就可以一網打盡，顯然也完全誤讀了當時的形勢。[150]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編輯]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終於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匯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況匯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151]2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布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麼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已經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的劉少奇。毛澤東同時將之前缺席了一周會議的林彪從大連召回北京，林彪隨即於8月8日針對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激烈批判，並與其在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等人「錯誤」的言論，一起印發大會。[152] 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來簡稱《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十六條」裡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鬥」等規定。第十條「教學改革」提出：在各類學校中，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條規定：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直到明年暑假。[153]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11人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則第一次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此後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出現，成為毛澤東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資歷更高的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會議還正式確認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5月對於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撤職的決定，更高層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點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指責劉少奇、鄧小平「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鄧小平是批判對象，自然出席了會議。他在檢討時直言不諱：「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在這次會上，林彪拖著慣有的長音煞有介事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154] 紅衛兵與大串聯[編輯]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接受紅衛兵們「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歡呼 在中共高層權力大規模調整的同時，5月底出現的紅衛兵於此同時大規模壯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廢除高考制度[155]。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學生也失去了繼續就學的必要。 由於得到毛澤東對「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視為鎮壓革命，於是對於紅衛兵的管制全面撤銷。有大量「革命師生」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會期間，北京市有數萬名外來學生，僅清華大學校園內就住下了7000人[156]。8月12日，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澤東不同意，反而決定鼓勵紅衛兵運動，並安排親自接見在京紅衛兵。 8月18日，北京「紅八月」期間，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至11月期間，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接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對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動，以「破四舊」的名義衝擊寺院、廟宇、教堂等，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蹟，焚燒書籍、字畫。同時針對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分子被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殺。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 1966年國慶節，毛澤東與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 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等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8月與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戶家庭被紅衛兵或自稱紅衛兵的人員抄家，紅衛兵在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約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白銀、五千五百餘萬人民幣現金，以及六十一萬余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就有84,222戶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戶為教師或知識分子，紅衛兵除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外，還獲得了三百三十四萬元美金、價值三百三十萬萬元人民幣的其它外幣、二百四十萬萬民國銀元，以及三億七千萬元的人民幣現金或憑證。據1966年10月的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至此之前全國的紅衛兵僅黃金就獲得了一百一十萬餘兩（約65噸），並將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157] 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於天安門廣場視察紅衛兵 針對出現了許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內容是：「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8月22日，毛澤東反對當權派利用國家機器大肆逮捕學生，發布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致使治安惡化[158]。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八月」的打人無罪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僅在北京就發生1700多起死亡案，在市郊的大興縣更是發生屠殺事件，三天之內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159]。 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11月8日，那個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在北京城區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160]。與此同時，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等一起接受批鬥。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的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劉少奇」等大標語。3日晚，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6號，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謊稱劉少奇女兒車禍致殘，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扣押並批鬥（後在周恩來干預下釋放）。[161] 1967年3月上旬，陳伯達、康生在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開始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5月8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5月11日專門發出中共中央通知，說這篇文章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毛澤東親自批准的，「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162] 與此同時，大串連期間的大量人口無序流動，也引發了1966-1967年中國流腦大流行，超300萬人感染、16萬餘人死亡[163]。 全面奪權與文攻武衛[編輯]1967年4月，《人民畫報》刊登上海造反派慶祝遊行情景 1966年11月以後，原來以教師和學生為主的紅衛兵運動開始向工廠和農村擴張，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由年僅三十出頭的工廠職工王洪文領導，很快取代了各種紅衛兵組織。1967年1月3日，張春橋與姚文元從北京趕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運動的首腦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陳丕顯、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領導被批鬥。這次事件被稱為「一月風暴」，也成為全國「奪權」行動的開始。1月8日，毛澤東對此表示讚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的「賀電」。11日，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1月23日，按照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3月19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決定》要求：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要視情況抽調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即「三支兩軍」。11月5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九大和整黨問題。他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我們的黨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里來。」[164]全國多個省區市的領導機構被「革命群眾」奪權，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往往無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機關職能，導致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陷入癱瘓。同時由於沒有明確的原則和規則，奪權的形式與內容也是無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內被三股不同革命群眾先後奪權，黑龍江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的主任最後就是奪權前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還向康生寫信申請批准被奪權[165]。月中，原本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被紅衞兵奪權。 文革時代藝術家並將毛澤東的形象應該是「紅、光滑、發光」的表現方式來顯示毛澤東本人是光的主要來源，無產階級專政的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為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意識形態及口號之一，表現在數張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宣傳海報中，在1949年文盲率為80%到1964年文盲率降為57%的歷史背景下，以海報圖文的方式去對大眾宣傳特定想法及口號[166]。 1967年4月，《人民畫報》刊登貴州革命派造反情景 與此同時，在中央，陳伯達、江青等開始將鬥爭對象轉移到當時中央第四號人物、主要協助周恩來維持社會和生產秩序的陶鑄。此後雖然毛澤東對於陳伯達、江青隨意針對文革小組同僚的行為提出指責，並且要求他們在小組內自我批評，但是並未插手陶鑄被「打倒」。[167] 不過毛澤東對於陳、江的批評是這些在文革開始後權力日大的活躍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滿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聯手抗爭。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兩次中央碰頭會議上，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七位國家和軍隊的最高層領導對當時混亂的局勢感到不滿，發表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硬談話，與張春橋等人當場發生激烈爭論。此後張春橋召集姚文元、王力，先與請病假的江青會面，隨後於當晚即會面毛澤東，匯報了這些元帥副總理的發言。最終毛澤東認為這是從根本上反對文化大革命，而這次事件則被張春橋等稱為「二月逆流」。[168]此後雖然這些領導人並未立即被正式停職，但實際上國務院、政治局在少了他們以後已經無法繼續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已經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該年5月，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參閱六七暴動）。 與此同時，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左派，有些紅衛兵開始搶軍隊的權。8月7日，謝富治明確提出「砸爛公檢法」的主張，獲得毛澤東的支持[169]。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枝的事件不斷發生，武鬥由群體互毆升級為槍炮對打，全國進入內戰狀態。重慶大武鬥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軍艦、重型登陸艇等重裝武器。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表《九五命令》，規定不准搶奪解放軍武器裝備，解放軍對搶奪行為有權自衛反擊。大規模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份才漸漸平息下來。 上山下鄉與清理階級隊伍[編輯]1967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規定：春節後各地小學一律開學；在外地串連的小學教師和學生應當返回本校；五、六年級和1966年畢業的學生，結合文化大革命，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級學生學習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170][171]。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先後出獄錯定為「自首叛變」。從此掀起「抓叛徒」的惡風（這件錯案已於1978年12月16日宣布徹底平反）。林彪、江青等還誣稱有一條所謂「劉少奇叛徒集團組織路線」，由此製造了「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東北叛徒集團」、「南方叛徒集團」等重大冤案。4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戳穿〈修養〉再版的惡毒用心》[172]：
1967年，批判劉少奇的群眾集會，打出「徹底肅清中國赫魯雪夫罪惡流毒」標語 在「抓叛徒」活動最猖獗的時候，5月17日，江青還利用三十年代由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抄件，妄圖誣陷、攻擊周恩來[164]。 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單位「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十八日，《人民日報》、 《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以「中國赫魯雪夫」為代名詞，對劉少奇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173] 196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偉大里程碑 熱烈歡呼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年來的偉大勝利》指出：「當前，中國億萬革命群眾，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正在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批判這個中國的赫魯雪夫，特別是對他那本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陰險的《修養》——這本書被販賣到全世界，取名為《怎樣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進行徹底的批判。這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因為這個人是當前在中國這個世界革命中心扛著修正主義和對帝國主義的投降主義破旗的旗手，他的這本書就是修正主義和投降主義的綱領。」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 這個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統一規劃建造毛澤東塑像外，還提到：「各地編印了一些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材料，甚至將別人的講話、詩詞也編進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文章、文件、詩詞，未經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174] 1967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和叛徒中國赫魯雪夫》指出：「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場鬥爭，集中表現為無產階級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表現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鬥爭的焦點始終是一個政權問題。在資產階級方面，掛帥的人物始終是中國赫魯雪夫。反革命的「理論」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動是他策劃的，他是中國一切反動勢力的總後台。」 1967年8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本質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1967年8月，毛澤東號召「就地鬧革命」，10月，中共中央發文要求「複課鬧革命」，紅衛兵全國大串連活動才基本結束。1968年春天，繼「四個偉大」口號後，在全國範圍內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出現新的高潮，口號是「三忠於四無限」。《參考消息》轉載的蘇聯「史達林小組」《文化革命真相》的長篇文章指出：「文化革命是以毛澤東和林彪為首的中國布爾什維克，反對黨內的機會主義派（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的原則性鬥爭。這場鬥爭是中共同赫魯雪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高崗、饒漱石集團；一九五八年彭德懷集團）長期鬥爭的合乎邏輯的繼續和結果。這場鬥爭之所以困難和艱巨，是因為中國的機會主義分子在黨和國家裡奪取了發號施令的崗位。」[175] 而1968年5月起，按毛澤東的要求，全國陸續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地採用軍管會和進駐工宣隊的方式，對在文化大革命進程中，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數據認為，此間全國有3000萬人被斗，50萬人死亡[26][176]。 不過此時的毛也已經發現局勢有些失控。全國武鬥日益嚴重，打死、打傷的人不計其數，接近於開始一場內戰。1968年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各高校，試圖停止武鬥，實際採取的正是兩年前劉少奇、鄧小平等因之獲罪的措施。但在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蒯大富無視工宣隊，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況已經非常嚴重。8月5日，毛澤東將來訪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贈送的一籃芒果轉送給了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表示支持工宣隊，並引發「芒果崇拜」[177]。8月26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達全國：「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武鬥才逐漸平息，工人階級開始領導文革。10月，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於是全國各地大批被打擊的幹部下放五七幹校。12月，毛澤東又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這是鑑於青年情緒激動難以穩定控制的考慮，於是將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選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為主，中國文革期間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 林昭，1957年成為全國第一批右派，獄中公開反對毛澤東，1968年遇害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央委員會提出了新黨章，提請接下來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將林彪正式作為毛澤東的繼承人，而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央決定，攻擊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雪夫：[178]
隨後，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帝修反的走狗 社會主義的叛徒》，批判劉少奇攻擊毛澤東親自樹立起來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肆販賣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文章還認為紀錄片《訪問印度尼西亞》是反動影片，「這部由叛徒劉少奇自導自演，並通過他的老婆王××出馬督陣炮製出來的毒草影片——《訪問印度尼西亞》，是一個反面教材。通過影片，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利用出國訪問的機會，拚命鼓吹「議會道路」，大肆販賣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影片中的許多事實證明，劉少奇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派是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走狗，反動派的幫凶。」[179] 1969年3月15日，《紅旗》社論《關於總結經驗》一文中則開宗明義地寫出：
毛澤東在大會上的發言從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鄧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機場工作、反省，而沒有得到毛澤東維護的另外兩名元老劉少奇、賀龍則不得不面對更加嚴酷的待遇。劉少奇被匿名關押，缺醫少藥，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的一座封閉的舊銀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後就未能與其見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繼續關押至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181]。而元帥賀龍則連基本的飲食飲水都得不到供應，「賀龍專案組」還刻意造成錯誤用藥，促使其於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軍三〇一醫院去世[182]。這次全會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對於中共政治局面的影響，中央委員會1966年十一中全會後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員中，僅有40人被邀請出席十二中（其餘多數已經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選舉的96名候補委員中，僅有19名參加了會議，其中10人被補選為正式委員，替換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員（其中兩人自殺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數達到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最低標準。而與此同時，又有74名非中央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被邀請參加了大會，主要來自文革開始後得勢的中央文革小組、「奪權」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實際控制局勢的解放軍機構等，也使得大會成為中共歷史上罕見的與會非委員人數超過委員的奇觀[183]。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由中共各級組織正式領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對相當多的人進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27歲的遇羅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審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 國家主席存廢之爭與九一三事件[編輯]「我們不僅為有著我們的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恩來在中共九大上的發言[184]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九大正式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對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所謂「鬥、批、改」的新任務，宣告「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185]在大會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過程中，林彪、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186]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為黨的接班人列入《黨章》[187]。國家主席劉少奇已經被打倒，主席一職懸空，周恩來繼續保持黨內第三的位置且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擔當處理國家日常事務大權[188]。 九大會議由林彪作政治報告。原政治報告草稿為陳伯達所寫，題目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189]。該題目遭到毛澤東反感，後由張春橋起草政治報告，林彪在會上宣讀。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對張春橋起草的報告不滿，宣讀時磕磕巴巴，照本宣科[190]。張的報告中不斷引用毛澤東語錄，再度批判「劉少奇反革命集團」，還讚揚了軍隊的作用。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修改黨章。新的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澤東與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聯繫在一起。會議還選舉了中共的新領導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團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來維持了自己的地位，至於陳雲等一些中共元勛則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資料稱，周恩來在九大期間地位上升，並幾乎成為黨的第二副主席[191]。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因劉少奇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並開除出黨，國家主席職務空缺。到了1970年因面臨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憲法需要修改以容納文革綱領。1970年3月，毛澤東在收到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後明確與汪東興說，「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192]。3月8日晚，汪東興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中央政治局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建議[193]。整個過程中，林彪僅有一次單獨表態，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194]。周恩來向政治局轉達了林彪的建議，「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194]。 由於按照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在除毛澤東外多數政治局委員要求設立國家主席的情況下，毛澤東再度以個人權威壓倒集體決議，以《三國志》中，孫權勸曹操稱帝的故事為典故，聲稱「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195]九屆二中全會上，事情再度出現轉折，康生、周恩來、陳伯達等人再度要求設立國家主席[196]。周恩來建議設立國家主席是為了外事活動，如毛澤東不願意參加外事活動，可以授權他人進行。憲法修改小組的康生對撤銷國家主席反應激烈，他認為撤銷國家主席違背民眾願望，但又不能違反主席的指示，導致他們修憲小組壓力很大。陳伯達表示毛澤東任國家主席是對人民的鼓舞。[196]林彪僅表示附和[196]。 有學者認為[197]，國家主席問題涉及國家體制，多數政治局委員對於涉及國家大事的重大問題有激烈反應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銷國家主席職務這樣的更改國家體制的提議，毛澤東應光明正大地說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釋，反而指責反對者有陰謀[197]。中共的史料對此也指責反對者，即林彪覬覦國家主席職務而引起毛澤東懷疑[198]，「林彪陰謀設立國家主席以篡黨奪權」[199]。 有學者認為[197]，據中共承認[200]，毛澤東最早公開指出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間[201]，而中共迄今認定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證據[197]是吳法憲在1971年10月21日對中央專案組揭發葉群對他的談話[202]。該學者認為，根據這兩個時間可以得出毛澤東是在得到證據兩個月之前就開始懷疑林彪陰謀奪取國家主席職務的結論。 關於毛澤東與林彪關係惡化的原因，目前有兩種對立的說法。中共官方說法是林彪覬覦國家主席，篡黨奪權的野心引起毛澤東懷疑，後林彪襲擊毛澤東專列未果，倉皇出逃。而有學者則提出相反的觀點[188]，認為是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與張春橋的文人相鬥，引起了大會成員對張春橋的怒討。而偏袒張春橋的毛澤東則懷疑這種大規模聲討（毛澤東語「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運轉之勢」[203]）是林彪背後指使，故引起毛澤東批判陳伯達，矛頭對準林彪，毛林關係由此惡化。這個觀點認為國家主席問題僅僅是為遮掩批鬥張春橋事件引發毛林關係惡化的一個藉口[188]。 高文謙等學者則明確指出[188]，毛澤東在1971年8月繞過黨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幹部揭發林彪問題，並採取「摻沙子」「拋石子」等辦法鬥爭林彪，均成為後來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敗的林彪，雖然並沒有被直接點名批評，但毫無疑問他也已經意識到，其在黨內的地位已經搖搖欲墜。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及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組成了代號為「聯合艦隊」的秘密組織，並在林彪等人的根據地上海制訂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取自「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內明確提出「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林彪的計劃是要利用空軍為主導武力奪權，如果成功的話就可以一舉逮捕所有要員，獲得全國的政權。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形成割據局面。 有學者對此說法提出質疑[204]，認為迄今尚無任何證據證明林彪參與《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制訂，甚至連林彪親信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等人均不知道該紀要的存在。該學者提出一個論點，即「似乎死了的（指飛機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紀要』的目擊者，而活著的，卻沒有一人見過這個『綱領』。」[205]。 不過林彪的計劃並沒有實現，政變失敗了。根據香港《明報》幾星期後的報導，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間，毛澤東曾在上海險些遭到一系列襲擊。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經接到情報，稱林彪正在預謀一起重大政治陰謀，一批軍中林彪的親信正在接受特殊軍事訓練。而上海的襲擊陰謀則完全證實了該情報。此外還有其他各種傳聞，稱毛澤東在往北京的火車上險些遭襲，甚至有人到毛澤東寓所行刺。這些傳聞是否屬實不得而知。 據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倉促從隸屬海軍的山海關機場乘256號三叉戟飛機準備逃往蘇聯伊爾庫茨克，飛機在沒有副機長和領航員且跑道燈未開的情況下強行起飛，在進入蒙古國領空幾百公里後在溫都爾汗墜落，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駕駛員潘景寅在事故中喪生，是為九一三事件。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墜機的消息才傳到北京。當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國慶慶祝活動也被取消。 近年來，有學者發現林彪飛機的飛行軌跡是從山海關至蘇蒙邊境後折返蒙古，在蒙古墜毀[206]。林彪出走事件因整個事情撲朔迷離，其出走原因，出走過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質仍然爭議極大[207]。 四人幫及文革後期[編輯]林彪之死，一方面使毛澤東精神上受到極大打擊，身體狀況急劇變差；另一方面國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1972年9月，毛澤東將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就成為名列周恩來之後的黨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養為接班人。十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為中央政治局常委[208]。從此，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209]。1973年，十大黨章刪去了九大黨章中有關林彪為接班人的內容。十大黨章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並且強調「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210] 當時蘇聯以「人性論」來反對「階級論」，以「人道主義」來代替共產主義，以和平主義來反對革命戰爭。蘇聯出版了一系列專門著作和論文，宣傳尊儒反法。吹捧孔孟的「人道主義」，大罵法家「反人道主義」，被中國說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給林彪撐腰打氣，從內部顛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211]。蘇聯學者說孔子提出了"世間和平和安寧"的思想，孔子學說中包含著「民主思想」[212]。 1973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林彪和國民黨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1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轉發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語說：這個材料，對於繼續深入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對於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對於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會有很大幫助[213]。此後江青等人便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以及批「黑畫」運動。蘇聯攻擊批林批孔運動是「反對國內的國際主義力量」[214]，在國際上宣傳孔子是「最理想社會和國家制度的政治理論創始者」[215]。1974年1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孔老二的亡靈和新沙皇的迷夢——評蘇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指出：蘇修尊孔反法是為了反華。而林彪這個「超級間諜」，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的重要時刻，一面大肆吹捧孔老二，一面陰謀策劃反革命政變。《「571工程」紀要》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中供認，他要投靠蘇修，找「保護傘」，並肯定他們的反革命「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人民日報》隨後發表社論《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指責「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攻擊反修鬥爭『做絕了』，妄圖投降蘇修，把我國變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216]《文史哲》雜誌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把批林批孔這個頭等大事抓好，就一定能夠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的更加彭勃發展。」[217] 這場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批判宣揚「上智下愚」維護等級制度的孔孟之道，毛澤東曾經在一次接見外賓時讚揚秦始皇，並且針對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寫了一首詩表示異議，而四人幫把此事提升為「儒法鬥爭」。批林批孔運動很快被篡改為所謂研究儒法鬥爭史的運動。林彪死後，周已經成為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獲取政權的最主要障礙。「批林批孔運動」雖然是對著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來卻強調林彪「左」的錯誤，而此時中國普通老百姓經過長時間的政治運動，對各種新的批判運動也失去了興趣。四人幫的「批林批孔」並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來入院後，中央委員會委員鄧小平獲任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其後被增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實際負責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續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 1975年2月，毛澤東不顧「四人幫」的反對，堅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重新推上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來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並支持鄧小平領導開展全面整頓，用意在於儘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損失，恢復經濟和國家政權正常運轉[218]。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到後來發展成為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聲勢浩大的全面糾正「文革」錯誤的大動作。人民日報發表毛的指示《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到了9月，毛澤東也病重，毛澤東把他的姪兒毛遠新由瀋陽調回北京陪在身邊當上傳話人。 1976年，是文革關鍵的一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但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卻受到政府壓制。從第二天開始，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就已經出現了紀念周恩來的花圈，向紀念碑前送花圈，這在過去是從未出現過的，全國都有自發的紀念活動。1月15日，是周恩來的追悼會，鄧小平致悼詞[219]。2月，情況再度改變。自認已經沒有了障礙的四人幫開始打擊鄧小平，經毛澤東批准，搞出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針對的正是鄧小平。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3月底，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南京三·二九事件」，並迅速擴展到全國。4月4日清明節，從3月底開始北京群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的逝世，同時也有人是對四人幫的抗議。人們還自行在紀念碑上張貼悼詞，並送來花圈。廣場上還逐漸出現了一些直接針對四人幫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經有大約200萬人來過廣場。由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在紀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在夜間把花圈收走。對立情緒演變成燒毀汽車和房屋，於是要求各單位禁止本單位人員去廣場，並下令廣場上的人群離開，當夜，廣場上剩下的200餘人不肯離開，被北京市委組織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別後遣散。這一事件後來被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為反革命活動，撤消鄧小平的一切職務，同時決定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天安門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文革結束[編輯]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毛澤東逝世前的五個月給華國鋒寫了三句話：「慢慢來，不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四人幫在上海組織民兵，有奪取政權之意。[220] 9月1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簡稱「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說：「毛主席與世長辭了，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深入人心，毛主席開創的革命事業後繼有人。」「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當前要把「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社論發表以後，江青給張春橋打電話：「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發表出去以後，有什麼反應沒有？我已對文元同志強調，宣傳工作要以宣傳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針辦』為中心，要反覆宣傳。」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新華社《內部參考》、《紅旗》雜誌、《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學習與批判》雜誌等連篇累牘地宣揚「按既定方針辦」。據從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統計，上述6種報刊就登了宣揚「按既定方針辦」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把「按既定方針辦」做了通欄大標題。《光明日報》在報眼毛主席語錄欄，連續9天刊登「按既定方針辦」；從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進「按既定方針辦」的內容，就連一些專刊專頁的文章和詩歌散文，也被強加上「按既定方針辦」的話，達到了「四人幫」所要求的讓「按既定方針辦」覆蓋報紙版面的目的。 9月21日《文匯報》頭版頭條大標題是《上海工人階級堅決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針》；9月24日《解放日報》一版頭條通欄大標題是《駐滬三軍上海民兵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學習與批判》雜誌在第10期刊出該刊記者寫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上海千萬人民的戰鬥誓言》。10月2日，華國鋒在喬冠華9月30日送來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上的發言》送審報告上批道：「此發言有誤，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話，我查了一下原件，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10月4日，《光明日報》登載《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以下簡稱《永》），文中說「按既定方針辦」這一諄諄囑咐，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我們黨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高度概括和深刻總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221] 1976年10月6日——《永》文發表的第三天，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幫成員開會為名，由汪東興負責的警衛部隊8341部隊就地逮捕四人幫所有成員，對其進行「隔離審查」。立即派以劉西堯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光明日報》，接管了報紙的宣傳大權；繼而宣布對《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負責人（即總編輯）莫艾隔離審查，責成莫艾交代《永》文發表經過和他同姚文元的關係。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成為最高領導人。這次事件被稱為「粉碎四人幫」。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於中共十一大宣佈，「歷時十一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222] 文革後續[編輯]過渡時期[編輯]華國鋒上台[編輯]「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鬥爭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逐步消滅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直到實現我們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 華國鋒在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223]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成為中共黨內排名第一的領導人，並在同年10月發生的懷仁堂事變後被補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成為最高領導人。10月10日，鄧小平親自寫信給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復工作。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張春橋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的黨籍，撤銷他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224] 1977年8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決定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全會一致認為，華國鋒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華國鋒先後接替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的職務，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領導人。中共十一大選出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為副主席，五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225] 在此次會議上，華國鋒還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但仍以肯定的態度對待文革。批判了四人幫炮製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揭發了他們篡黨奪權、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的陰謀，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而結束[223]。繼續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 因此，今後依然要以兩個階級、 兩條道路鬥爭為綱[223]。 華國鋒雖然成功擊潰了四人幫，但是由於他的權力來源只是毛澤東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東興等支持，面對著鄧小平這一批元老，華國鋒的經驗、政策、革命歷史也比不上鄧小平，故華國鋒憂心會被這些元老奪去大權，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澤東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226][227] 鄧小平取代華國鋒[編輯]1975年1月，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對文革進行了1975年整頓[228]。1975年11月起，毛澤東、四人幫等人又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判鄧小平。1976年4月，鄧小平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被撤職。 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被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趙紫陽、萬里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229]。同年8月，鄧小平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1978年3月，鄧小平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1978年5月，鄧小平把握機會，由他最親密的戰友、當時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胡耀邦負責，在《光明日報》發表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初創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該文在全國引起廣泛討論。他們巧妙地利用毛澤東的語錄，來為自己造勢，當時凡是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的，都是鄧小平的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的是華國鋒和毛澤東的親信汪東興）。7月1日，建黨節時，鄧小平成功地公開了毛澤東1962年為「大躍進」在黨內作自我批評的談話，表明即使是毛澤東也會犯錯誤，間接批評「兩個凡是」。到了9月，鄧小平已經開始公開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了。[230]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並被免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會上還重新評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為其平反，確認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同時支持鄧小平當權的陳雲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在文革初期被撤銷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也在三中全會上被恢復，由陳雲出任第一書記，同時在1966年成立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被撤銷。1979年1月胡喬木在中央宣傳部會議上指出康生對毛澤東的四個存在理論進行了篡改，強調黨的歷史不等於就是路線鬥爭的歷史[231]。同年9月，趙紫陽和彭真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的親信胡耀邦和趙紫陽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支持華國鋒「兩個凡是」的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四人在會上辭職，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時五中全會恢復了在1966年被廢除的中央書記處，由胡耀邦出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支持改革開放的萬里和谷牧也進入中央書記處，權力高度集中於華國鋒的情況被改變。同年9月，趙紫陽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接替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而抵制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陳永貴被解除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1981年6月，華國鋒迫於以鄧小平和陳雲為首的中共元老的壓力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本人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同時支持改革開放的習仲勛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而華國鋒僅象徵性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職務，至此鄧小平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1982年9月，華國鋒在中共十二大上僅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徹底退出中央領導核心，而中國的權力格局也變為以鄧小平和陳雲為首的雙峰政治並一直持續到1995年。 正式否定文革[編輯]對四人幫的審判[編輯]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1981年1月，最後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獄），遲群18年，劉慶棠17年。對自1970年就被捕入獄的林彪集團成員的判決結果是：黃永勝、陳伯達、江騰蛟18年；吳法憲、李作鵬17年；邱會作16年。 撥亂反正[編輯]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共中央開展了對文革的清理運動，譬如揭批查運動，對文革中積極參與的人進行了抓捕、審判。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積極進行了平反冤假錯案，但是期間亦有打擊面過大、冤假錯案及選擇性辦案的情況。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原國家主席劉少奇、原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領導人被平反[232]。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的另一親信趙紫陽也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華國鋒迫於形勢，辭去國務院總理一職，由趙紫陽接任。 1983年，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整黨的決定。鄧小平講話要「清理三種人」，即在文革中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五月十日新華社報導，中共天津市委會同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黨組等有關部門作出決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和造反起家的人為核心的707所黨委。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辦公室為這篇報導加的按語說，原中共707所黨委，組織上嚴重不純，政治上思想上頑固對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已經變質，完全喪失了一個黨組織應有的作用。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徹底否定「文革」就要堅決清理「三種人」》。4月2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評論員文章《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發出第9號通知，明確強調要進行徹底否定文革的教育。[233]《紅旗》發表評論員文章《深入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八月六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向全軍各單位發出《關於在部隊中深入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見》。強調：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從思想、政治和組織上撥亂反正的一個根本問題。 爭議及局限性[編輯]在撥亂反正期間，中國共產黨並未徹底清算文革、同時限制反思文革也一直飽受爭議[77][78]。1980年代，中國大陸又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左傾運動。有學者認為這些運動是繼文革之後再次發生的左傾運動、是文革的「迴光返照」[234][235][236]。也有人認為，雖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革，但該決議並未徹底清算文革的罪錯、未能進行深度反思，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對文革徹底清算將會影響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開展[77][78][237][238]。 此外，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歷來充滿爭議。1979年起，以魏京生為代表的異議人士發動了「西單民主牆」運動，在北京西單地區張貼標語、大字報，批評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但受到了鄧小平等人的打壓[239][240][241]。另一方面，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召開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務虛會期間，會上會外出現了兩種情況：一種是有人批評十一屆三中全會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種是黨內和社會上又產生了擺脫黨的領導、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傾向。3月29日，北京市革委會發布通告：「凡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泄露機密，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標語、海報、大字報、小字報及書刊、畫冊、唱片、圖片等，一律禁止。」4月8日，中共中央轉發公安部《關於處理北京、上海等地七個由壞人控制、把持的組織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共中央指出，自1978年10月以來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陸續出現了一些自發性組織，極少數組織為反革命分子和壞人控制。[242] 文革中還發生了許多大屠殺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領導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並未受到法律的審判，或者僅受到了輕度的處罰（如有期徒刑或開除出中國共產黨），這在部分地區引起民憤，亦有民眾前往北京上訪[243]。與此同時，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學者曾公開呼籲要建立「文革博物館」，讓後人記住這段歷史並從中吸取教訓，防止歷史重演；該呼籲獲得不少民間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應[244][245][246]。 後果及影響[編輯]人道主義災難[編輯]死亡人數[編輯]1966年8月，桑頗·才旺仁增少將及其妻子遭受嚴酷批鬥7年後，該少將於1973年被迫害致死。 文革期間，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殺（包括官方處決）、武鬥、私刑、強姦、輪姦、自殺、批鬥，等等；根據目前的資料，各方統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十萬至2000萬不等[32][33][34][35][36][46][247][248][249]。1975年8月，河南駐馬店爆發了二十世紀世界最重大技術災難「河南「75·8」水庫潰壩」，據估計造成數萬人至24萬餘人死亡[42][43]。
大屠殺和人吃人事件[編輯]文革期間的大規模屠殺包括：廣西大屠殺（及大規模食人事件）、內蒙古內人黨事件、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北京文革屠殺（紅八月）、江西瑞金大屠殺、青海二二三事件、寧夏青銅峽事件、川東殺俘事件，等等[40][262][263][264][265]。廣西和廣東的屠殺情況較為嚴重，有學者指出廣西65個縣的公開縣誌中有43個記錄屠殺事件、其中15個縣的屠殺人數超過1000人，而廣東57個縣的公開縣誌中有28個記錄屠殺事件、其中6個縣屠殺超過1000人[262]。且許多官方公開的縣誌中所記載的死亡人數低於官方機密檔案里的統計數據，存在掩蓋事實和混淆真假的問題[266]。這些屠殺多是地方共產黨機構、政府機關、民兵甚至軍隊實施或組織實施的，屠殺的死者主要包括「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分子及其親屬，以及反對當地政府官僚的群眾組織成員；而雲南沙甸事件屠殺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262]。據保守統計，文革中全國發生的大屠殺造成至少30萬人死亡[267][268]。
武鬥、批鬥及政治清洗[編輯]
文革期間，自1967年「一月風暴」起，造反派大規模奪權、建立革命委員會以取代黨政機關，而後諸多地區發生了大規模武鬥事件，中國大陸進入全面內戰狀態，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274]。嚴重的武鬥事件包括四川瀘州武鬥事件、重慶大武鬥、徐州大武鬥、北京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等等。據估計，1967-1968年間，武鬥共造成了30-5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249][34][258]。 此外，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人在文革期間遭到批鬥，由群眾組織的批鬥大會時常舉行，批鬥方式包括剃陰陽頭、戴高帽遊街、抄家、噴氣式批鬥等等[46][275]。文革期間全國至少10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這些被趕出城市的人們，在農村沒有住房，沒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學，生活十分悲慘[276]。批鬥導致許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殺，其中有學者估計僅文革初期就有10-20萬人自殺[249][34]。 與此同時，政治清洗造成了大量冤假錯案，大批人員受到牽連，除了在屠殺中直接死亡的人口外（包括官方處決），亦有許多人因遭受私刑而導致永久傷殘、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簡稱「清隊運動」）、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爆發了大量冤假錯案，其中僅清隊運動期間就有至少50萬人非正常死亡[249][34][277]。
紅衛兵暴亂[編輯]文革時期宣傳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海報：「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文化大革命廣泛影響了當時的中國人。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文革期間的紅衛兵數量達數千萬，而1966年8月起紅衛兵進行了大串聯，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從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澤東先後8次在北京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的1300萬師生和紅衛兵，全國停課、停產串聯的人數以千萬計，全國鐵路系統承載巨大壓力[287][288]。1967年8月，毛澤東號召「就地鬧革命」， 串聯活動才基本上結束，而也有觀點認為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不願意屢番接見紅衛兵而決定打發紅衛兵「上山下鄉」接受改造[287][66]。 「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272][289][290]。紅衛兵武鬥時期所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難以統計，而他們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272][290]。他們在各地互相串連，彼此交換經驗，並免費供應食宿，分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組織」；為了「破四舊」，他們闖入了知識份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死屋主；學校也為他們所佔據，教師成為他們批鬥的對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宮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也成為紅衛兵的破壞對象[272][290]。 領導層動盪[編輯]
行政區劃[編輯]1968年北京市地圖，可見大量道路、街道名被更改為具有文革時期風格的名稱，如「紅衛」「反帝」「反修」等 文革對全國行政區劃的變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行政區劃變動最小的時期。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1967年4月版介紹，截止1966年底全國共有22個省、5個自治區、2個直轄市，29個自治州、1個行政區、171個專區、7個盟，170個市，2127個縣級單位（其中2005個縣、66個自治縣、52個旗、3個自治旗、1個鎮）。到文革結束時，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1977年3月版介紹，截止1976年底全國共有22個省、5個自治區、3個直轄市，29個自治州、1個行政區、174個專區、7個盟，185個市，2136個縣級單位（其中2013個縣、66個自治縣、53個旗、3個自治旗、1個鎮）。 文革初期由於當時的河北省會保定政局動盪，1968年1月28日，鄭維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報《北京軍區關於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的情示報告》中提出把省會遷到石家莊，次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並同意河北省會由保定遷至石家莊市。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在石家莊市成立，石家莊從這一天起遂成為河北省會。省革委的成立和省會的確定，自申請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後僅用七天時間。 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事件以後，中共中央從備戰的角度考慮內蒙古的轄區過於狹長，就像南美的智利一樣。北京軍區防禦不便，就決定把內蒙古的東三盟分別劃給東三省歸瀋陽軍區管轄、西三旗分別劃給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歸蘭州軍區管轄。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劃經過調整後，面積由118萬平方公里變為40多萬平方公里，面積大大縮小。這次行政區劃變動主要是著眼於軍事防禦角度來考慮，再加上內人黨事件的爆發。文革結束後，國務院1979年5月30日批准內蒙古自治區恢復1969年7月以前行政區劃，以上行政區劃於1979年7月1日起劃回內蒙古自治區。 經濟狀況[編輯]對於文革期間的經濟發展，各界的估計和評價一直存在較大爭議[291][292][293][294]。文革期間，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受到了巨大衝擊、企業生產和管理混亂，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時任副總理鄧小平等人的努力對國民經濟起到了一定的保護和恢復作用[291][295][296][297]。1977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估計，「文革」十年造成了5000億元的國民收入損失，相當於建國30年內所有基建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298]。依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文革期間中國有5年的經濟增長率（國內生產總值）不超過4%，還有3年為負增長：1967年為負5.7%，1968年為負4.1%，1976年為負1.6%[298]。對於文革後期1974-76年間的經濟發展，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華國鋒在1978年2月的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發布了《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道：「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298][299][300] 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等官方機構的數據，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156美元，81%的人口為農民，全國文盲人數將近2億、文盲率達25%[301][302][303]。而在一同時期，在最貧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中，人均GDP的平均值為490美元[301]。1966年-1976年，毛澤東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經濟建設口號，期間包括國防工業在內的國家生產性建設投資占總投資的82.8%，遠超對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消費的投資；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水平由636元下降到了605元，全國居民的年平均消費水平十分低下，僅從125元增長到了165元，增長緩慢[291]。 文革期間，以壓縮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消費為代價，包括國防軍事在內的生產性建設獲得了一定的發展[291]。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其中，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餘各年均為正增長[294]。生產方面，1966年-1976年，鋼產量增長33.5%，原煤產量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294][304]。農業方面，1965年-1976年，拖拉機、手扶拖拉機產量增長5.7倍和65倍，農業用電增長4.7倍，農用排灌動力機械擁有量增長4.9倍，農用化肥每畝施用量增長2.1倍；1965年-1977年，全國農田灌溉面積增長41％，全國機電排灌面積和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分別增長355.58％和643％；1965年-1975年，全國機井數增長935.89％[294]。此外，文革期間，華北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大慶油田的擴建，劉家峽水電站投入使用，葛洲壩的開工；1966年到1978年，中國原油產量以每年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突破1億噸，使中國由「貧油國」躍居世界第8產油大國，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以上[294]。1972年以後，以毛澤東、周恩來批准的《四三方案》為中心，投資幾十億美元和200億人民幣，從國外引進了26個大型成套設備和技術，建成了北京石化總廠、上海石化總廠、武鋼一米七軋機工程等幾十個冶金、化肥、紡織大型企業[294]。 科學技術[編輯]反右運動和文革時期，知識分子被視為反動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貶低為「臭老九」[58][59][305]。文革期間，包括「兩彈一星」在內的中國科研發展受到了重大衝擊，許多科研項目停滯、科研隊伍解散[64][306][307]；僅在青海省核基地一處，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職工受到迫害和審查、310多人傷殘、40多名職工自盡、5人遭到槍決[308][309]。1968年，「兩彈一星元勛」姚桐斌被毒打致死、「兩彈一星元勛」趙九章自殺身亡，而「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於1968年不幸空難逝世後，其太太李佩（中國語言學家）被隔離審查、自殺未遂[61][63][310][311][312]。此外，包括「兩彈元勛」鄧稼先、 「氫彈之父」于敏在內的許多科研工作者及其家屬受到政治迫害，錢三強和太太何澤慧一起被下放到陝西的五七幹校[313]，部分擁有英美留學背景的科研人員被污衊為「間諜」或「特務」，只有錢學森等少部分人因為周恩來於1966年特別列出的一份名單而受到保護[64][314][315][316]。 截止1968年底，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被打倒，全國範圍內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317]。而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就牽連了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其中被刑訊逼供、殘酷迫害的科研人員和領導幹部達607人，2人被打死、另有6人自殺[298]。數學家熊慶來1969年被迫害致死，華羅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陳景潤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樓自殺未遂[318][319][320]。包括數理經濟學家周華章、計算機學家周壽憲在內的至少8位曾留學美國的頂尖科學家被迫害而自殺[321]，其他著名知識分子如梁思成、熊十力、田漢、老舍、翦伯贊、傅雷、吳晗等人被迫害致死或自殺[322][323][324][325][326][327]。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員和科學工作者依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較為重大成果的包括：「兩彈一星」中的飛彈、氫彈以及人造衛星，第一艘核潛艇，第一台每秒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第一顆返回式衛星，陳景潤有關哥德巴赫猜想的定理，袁隆平等人的早期雜交水稻成果，以及第一代血源性B肝疫苗[294][328]。其中，第一艘核潛艇於1958年起就開始研製，期間經歷了大躍進、中蘇交惡、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1960年初大多數科研人員營養不良、全身浮腫，文革時期「白天養豬、修豬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時間進行科研[297][329]。而文革嚴重衝擊了企業生產，導致送往核潛艇研究所的科研設備粗製濫造，可靠性差、達不到設計和使用標準[297][329]。 社會影響[編輯]文化教育[編輯]1967年，北京二十三中「複課鬧革命」，黑板上寫有文字「控訴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會」，刊於1968年2月《人民畫報》
青年與知識分子[編輯]同年齡的老三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繼續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後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於知識青年在鄉間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識青年務農的怪現象，對中國教育資源、人力資源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而由於農村的建設作用不大，20世紀中國大陸的農村依舊貧窮落後，其農村建設也不如鄰近的日韓和台灣。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運動，曾經被蘇聯的一位評論家指為「師事托洛茨基的」，為了爭權奪利，竟不擇手段的利用青少年。[5] 中華文化傳統[編輯]1966年的市民婚禮場景，參與者簇擁著掛有毛澤東肖像的卡車 在此階段，提出了「破四舊」、「開門搞科研」、《七五憲法》中提出的「人民代表以工農兵為主體」[334]等眾多新觀點，提倡「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人身攻擊。很多歷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輩遺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紅衛兵砸爛；大量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工作者被迫下鄉，甚至在文革期間受迫害而死。 民族與宗教[編輯]文革期間，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限制，部分地區的少數民族發起武裝起義，但受到鎮壓，譬如1975年在雲南回族聚居區發生的沙甸事件。在西藏地區，紅衛兵曾前往扎什倫布寺的佛塔將在該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禪的遺骨挖出肢解拋棄。文革後，十世班禪只得把殘存不齊的從五世至九世班禪喇嘛的靈骨聚集在一起[335]。 文物古蹟損毀[編輯]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有大量文物被焚毀，古蹟等也遭到摧毀破壞，給中國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336][337]。文革中的千古暴政「破四舊」活動將中國城市與鄉村千百年來形成的歷史文化古蹟和遺產當成封資修的東西徹底破壞和毀盡[336][337]。即使連「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蹟也慘遭破壞[338]。中國的許多名勝古蹟沒有在戰爭中毀滅，卻在文革破四舊中破壞砸毀。而有部份古蹟因時任總理周恩來派兵保護，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宮、西藏布達拉宮等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蹟得以倖免。 對外關係[編輯]文革時期的中國與當時相對開放的蘇聯徹底決裂，兩國關係嚴重惡化成為後來中美建交的遠因，但外交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中國大陸不僅對外輸出革命，亦強硬對外輸出意識形態，甚至認為「毛主席是世界領袖」，導致與數十個國家關係緊張，與部分國家惡化到斷交的地步，包括中非、印尼、加納[339][340][341]。譬如，文革期間，中國通過各駐外使館、領館，對外宣傳中的極左做法，並向當地華僑和國民強行散發毛主席著作、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品； 許多中國駐外大使、參贊幾乎全部奉調回國參加政治運動，許多人受到批鬥，駐外使館的工作不能正常進行；甚至有外賓也被要求要面對毛澤東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進行「匯報」、「請示」[339][340][341]。在國內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焚毀蒙古駐華大使專車事件、王府井「圍攻外賓事件」等重大外交事件。 1967年香港工人舉行「反對港英當局迫害鬥爭大會」 此外，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影響，「造反有理」這句口號被全世界所有對現狀不滿的人使用[342]。 文革影響了當時的阿爾巴尼亞、朝鮮、法國、衣索比亞、荷蘭和智利等一些左翼勢力強大的地區[343][344]；其中，受毛澤東和文革的影響並得到中方資助的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於1975-79年初進行了紅色高棉大屠殺，造成約200萬人死亡、占柬埔寨總人口的四分之一[345][346][347]。 改革開放[編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經濟復蘇並順利地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文革平反後，中共認為改革開放是完成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並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直接步入長期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來掩飾實質上的路線變動。[360] 21世紀[編輯]文革至今仍沒有得到官方清楚的過程呈現、事件記錄，缺少多角度多主體的講述，更遑論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訓。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進行的。有關文革的記錄和研究成果，大多在海外出版。中國國內的記錄、研究特別是發表仍然是一個禁區，即使以個人回憶錄方式呈現對那段歷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當有限的。[361] 2012年3月14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表示粉碎四人幫後，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的錯誤和封建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溫家寶還表示如果中國不進行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362] 有學者指出，中國第五代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許多言論和舉措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復辟，推崇個人崇拜、煽動民族情緒、背離憲政主義，還有人認為這有可能將中國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363][364][365][366][367][368][369]。 2021年11月11日，在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閉幕後發表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指出：「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後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鬥爭也被嚴重擴大化。面對當時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黨極為關注社會主義政權鞏固，為此進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75]不過，多間媒體就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繼續否定文革等過去中共建國後的歷史錯誤來鞏固他個人的統治地位。[370][371][372] 評價[編輯]中國共產黨官方[編輯]
正面[編輯]
負面[編輯]
文革相關作品[編輯]學術著作及期刊[編輯]（部分知名著作，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紀實文字或回憶錄[編輯]（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文學創作[編輯]（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電影[編輯]（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電視劇[編輯]（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注釋[編輯]參考文獻[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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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文化大革命當初發生的根本原因為何a思想改造b改革傳統文化c奪權鬥爭d鎮壓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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