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雖 舊 邦 其 命 維新

　　拿我国来说，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的先人们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说，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们的先人们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也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出自三千年前，《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弃旧图新、与时俱进、锐意变革的精神，不乏勇于自新、变法图强的仁人志士。《礼记·大学》记载，商汤王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箴言自勉，《诗经·大雅·文王》赞颂周文王的诗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也被赋予革故鼎新的意义。《淮南子·氾论训》认为“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王安石则坚信“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大力革除弊政，推行新法。直至近代，倡导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更是大声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如此等等，渊源有自，自成传统。在这个传统中，率先集中阐述“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先进思想的《吕氏春秋·察今》一文，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对我们有着借鉴和启发意义。

　　《察今》是一篇观点鲜明、带有政论色彩的议论文。题目“察今”的意思是制订法令制度必须考察当今的实际情况，即“察今变法”，这也是本文的中心论点。全文紧扣中心，采用反面为主、正面为辅的论证方法，深入分析说理；又借助丰富贴切的比喻、趣味横生的寓言，反复强化，将抽象的道理说得生动形象，深入人心。文章语言凝炼活泼，笔锋犀利，见解透辟，论说雄辩。既有严谨的说理，又有充沛的感情；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可谓气盛言宜。这样好读好懂的文章，在先秦散文中也不多见。

　　为什么要察今变法呢？作者对此并没有直接展开论述，而是劈头一问：“上胡不法先王之法？”然后自答其问，指出先王之法虽好，但它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制订的，只适合先王之世，时至今日，不但法令条文有增补删减，更重要的是客观的现实形势已发生变化，因此后世立法治国，不能沿袭先王成法，唯一值得效法的是先王立法的精神、依据，即“法其所以为法”，只有这一点是古今一致的。应该说作者认识很深刻，一下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与本质。既然不能墨守成规，那当然就要因时变法了。这是一种反面论证的方法，是“破”，但破中有立，察今立法的主旨呼之欲出了。“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作者接着再设一问，强调先王立法的依据是“人”，是从人出发而不是古代的成法，因此，当今之人亦应从自己的当今实际出发，以此作为立法的根据。经过前面的论述推导，至此作者正面提出全文的中心论点，“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点明“察今”的题意；然后再连用三个比喻来论证这个道理：“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三个比喻通俗形象，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

　　接下来先讲述了楚人袭宋而循表夜涉遭到惨败的故事，指出水情已变而标记不变，是楚国人失败的原因。显然这是一个反例，说明了拘泥古法的悖谬，从而从反面论证了察今的必要。其中的“表”暗喻“法”，做事需依法，但“法”需随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此基础上，文章转入正面论证。“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这句话首先强调了“以法治国”的重要性，治国的前提是“有法”——这是先秦法家治国思想的体现，与儒家以礼治国的思想迥然不同——但要“持国”，光有法还不行，如果“守法而弗变”也是行不通的，必须因时而变，察今立法。论述至此，作者水到渠成得出结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是一篇之警策，也是全文的文眼。下文再用良医对症下药等比喻和七十一圣之法皆不同的事例从正面有力地证明了这个道理，进一步阐明了“察今”的意义。

　　最后，作者意犹未尽，再一连讲了刻舟求剑和引婴投江两个荒唐可笑的寓言故事，辅以画龙点睛式的议论，辛辣嘲讽了治国者不知审时度势、固守旧法的迂腐愚昧，反复从反面论证了顺应时势、法与时变的道理，突出了察今变法的重要，令人警醒。

　　文章包含了朴素唯物主义变化发展的观点，其用意是明显的，即提醒秦国统治者，要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就不能拘泥古法，陈陈相因，必须明察当今形势，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并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革新先朝的法令制度。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革新与保守总是如同一对如影相随的冤家，每当有改革创新，就必然有保守势力的掣肘、阻挠、破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其中有权力、利益等的较量，更有思想观念的冲突。传统中国虽然很早就有开头所说的革新精神，但我们还应看到，国人在对待古已有之的传统惯制时，习惯抱着谨慎恪守，不敢轻易背弃的态度，素来普遍有着一种尊崇传统的心理定势，有着厚古薄今、因循守旧的思想惯性。人们总是习惯于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安于现状，总是习惯于向后看，而不习惯向前看。因而改革创新遇到的阻力尤其顽固而强悍，历史上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异常激烈，“祖宗之法不可变”，往往就是守旧势力祭出的法宝。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时代潮流滚滚向前，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断更新。我们欣喜地看到，新时期以来，始于阵痛然而稳步推进的改革开放，敢于抛弃教条，打破僵化，解放思想，因时而变，实现了富有历史意义的大变革、大转折，使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生机勃勃，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五千年民族依然散发出无穷的活力，古老的中国正焕发着青春的气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古老的中国必将永远年轻矫健；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我们古老的民族必将永远朝气蓬勃！

【大紀元2012年06月24日訊】《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意是說：周文王稟受天命，昭示天下：周雖然是歷史悠久的邦國，但是卻不會在守舊中滅亡，只能在適應天下大勢中的革新中發展。周文王正是在這種國家的文化與體制的「維新」思想的變革下，才得以生存的同時，進一步帶領華夏民族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維新」的表現是建立在適應天下大勢變化下的變法，而變法的基礎是文化的進步。歷史是在不同變化的，隨著歷史的自然發展中人智慧的開發，在社會人力與物力持續變化下，社會會產生前所未有的新變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新階段，新國際變化、新國情，這個時候誰掌握先機，誰就能主導時事，以廣招人才來變革國家政治積極來適應和規範這種變化，才能在免遭淘汰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國富民強成為推動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中堅力量和領頭羊。周國小邦，正是在周文王因勢利導的積極變革下，以仁義道德為基礎凝聚了商朝各邦的精英，在短短幾十年就開闢了一個新文明，進一步推翻殘暴的商紂王而創立周朝，周朝八百年的歷史變遷也都是在文化與體制不斷的「維新」下得以發展的。

秦邦的變法也是借鑒了周文王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思想，只是秦邦的維新與變法是以法家思想為基礎的。商鞅變法是指戰國時期秦國的秦孝公即位以後，決心圖強改革改變國家面貌，以此來謀求秦邦在戰國時代的背景下謀生存，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郡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人們忽視的商鞅變法是以樹立政府信義為基礎的系列措施，以法治人，以興民利來整合國家資源為國謀利；周文王的維新是以開發人的仁心與義理為基礎，以完善人的德行的政舉謀得的是人心，但是，無論儒家和法家的維新與變法都是以信義為基點。

秦邦法家的變法對中華民族影響深遠，特別是把「封土建國」的封建制度變更為郡主集權之國家管理制度，通過統一國家政令從根本上解決周朝在周邊其它民族虎視眈眈的危局下的各個擊破，從國家體制上避免了華夏民族的滅族危機。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生存史，就是維新變法的歷史。公元前359年，正當商鞅輔佐秦孝公醞釀變法時，面對舊勢力的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的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之時，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鞅的變法也正是繼承了前代歷史湯武、夏殷、周文王的維新精神，順應時事之集大成而已。

如今百年曆史，風雲變幻，研究近代中外史的學者看待日本「明治維新」的歷史的時候，特別是中國人致命的弱點就是忽視了「明治維新」的文化精神的來源，都是在捨本求末中的用某種「主義」和局限在各種狹隘的政治理論中，用術語和政治名詞的亂套和遣詞造句中進行所謂的研究。差之毫釐，差之千里，對中華傳統文化一無所知或一知半解的國外研究學者研究不透這段歷史，特別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國政治文人和反傳統文化的學者們，有意篡改了近代國際和中國近代歷史真相，誤導了中國幾代人，這批人真可謂罪孽深重！

「明治維新」之意也就是周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精神的再現。日本自宋亡以後，在元朝與清朝中國漢人丟失天下的時期，從來都是以小中華自居，都已中華正統為修身立命之本，在近代西方文明興起，列國強盜環立周邊之時，「日雖舊邦，其命維新」之「明治維新」也正是當年周文王在天下即將進入大亂之維新精神幾千年以後的再現！

在當前中國即將進入前所未有的新時代，正確認識日本「明治維新」精神的來源與文化的深層次含義，無論從復興中華文化樹立民族自信、自強之心，以此來確立國家和平過渡基礎，還是從國家層面的文化的建設和體制的革新而言，都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随后又引用《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商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以此说明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强调创新精神在国家民族发展中的重要性。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句诗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其诗第一章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首诗是《大雅》的第一篇，《毛诗序》说：“《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郑笺》也说：“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由毛、郑传笺可见，这是一首歌颂周文王受命王天下，建立不朽功绩的诗篇。全诗颂词与箴言相结合，既赞颂了文王得天护佑，创立周朝的丰功伟业，也有对周人“天命靡常”“宜鉴于殷”的谆谆告诫，是一篇既充满激情又不乏理性和历史意识的颂歌。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日渐成为名言警句，它既源自《诗经》又超越《诗经》，且富有深厚的哲理。人们对它的理解也略有不同。一种观点认为，此语的意思是说周族虽然只是一个古老的邦国，但她在得到上天的护佑后就焕发出了全新的气象；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语的意思是说周部族虽然只是一个古老的邦国，但她的使命却在于革新。如果细品原诗，我们也许觉得前者的理解更契合诗篇的本意。但是《诗经》自从结集成书并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以来，“诗无达诂”就一直是一条人们普遍遵从的古训。从“诗无达诂”的角度看，后者的理解或许较前者更为圆融和宏通，其内涵也更加丰富。因此，对于《诗经》中的这两句诗，人们大多更愿意遵从后一种理解，由此来阐发中国文化的创新本性和创新特色。

　　在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民族悠久的发展史上，革新、创新始终是其前进的不竭动力。早在商汤时代，他的浴盘上就镌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的铭辞，意思是说假如今天洗净污垢更新自身，那么就要天天清洗更新。《尚书·康诰》中也有“作新民”之语，意思是要求他的民众做“新的人民”。可见早在比《诗经·大雅·文王》所载事实更早的时代，“新”、革新就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自我践行的重要问题了。

　　进入战国以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继续坚持了这样的思想和精神。《礼记·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宋儒程颐解“亲民”为“新民”，认为培养和教育被教育者做新的人民，是大学的目标和责任。而《易传·系辞上》更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角度提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把人的存在和发展高度概括为“富有”“日新”和“生生”，认为“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创造，‘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这就是生生，这就是易”。（张岱年语）可见，日新月异是人类生生不息的重要环节，也是人类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人化过程。

　　由上述可见，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最为关心的是人本身的问题，从人的化育、人的出生、人的交往、人的成长，到做人的规矩仪式、品德的培育、人格的养成和完善等，这一切都是在努力做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目的是把人塑造和锻炼成为君子，“日新”这一概念也被融入这样的人格实现过程之中。

　　但是，在充分关注人际世界，充分自新人格的同时，人如何创新性地面对人以外的自然，如何创造性地把“究天人之际”从单纯的文化指向，转化为对陌生物质世界的探索和把握，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同时有更大的创新空间。面对新问题，面对无限发展的未来，“旧邦新命”“刚健日新”依然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更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