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官與 面 帶 笑容的女子

《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約完成於 1657 年，勾勒出一位瀟灑的軍人和一位時髦的妙齡女子之間的親密邂逅。

顯示這位男子是一名軍官。由於當時海狸在歐洲已滅絕，因此用於製作這頂帽子的毛皮可能來自加拿大或西伯利亞。

光線從她微握住的酒杯反射而出，映得她的絲質黃色衣身閃閃發亮，也讓她的椅子上鍍金的頂飾熠熠生輝。

維梅爾藉由操控顏料的厚度模擬光線的各種表現：陰影由薄塗的過渡色塊呈現，而亮部則是由厚抹的顏料所組成。

雖然維梅爾可能使用了暗箱，但這幅畫遵循的是線性透視法則；窗戶的消失點被安排在軍官和女孩兩人的視線中間。

維梅爾將軍官的暗色人影置於左方前景，讓他看起來比女子大得多，藉此暗示空間退縮。

女子頭頂上方的牆上掛著一幅 1621 年的荷蘭和西弗里斯蘭地圖。這幅地圖的依據為 Balthasar Florisz. van Berckenrode 在 1620 年所繪製的真實地圖。

這幅地圖或許暗示著軍官保家衛國的責任與志向，因此把地圖擺放在女子上方的用意，也可能是將她視為征服目標。

這幅畫曾簽上 Pieter de Hoogh 的偽造簽名，該名藝術家的室內場景畫作大多與維梅爾的畫作有神似之處。De Hoogh 是與維梅爾同時代的畫家，曾在荷蘭台夫特工作過一段時間，因此這兩位藝術家很可能彼此認識。

Henry Clay Frick 是在 1911 年購入這幅畫作。

Officer and Laughing Girl, ca. 1657, records the intimate encounter between a dashing soldier and a fashionable young woman.

The crimson jacket, black sash...

... and brimmed beaver hat identify the man as an officer. Since beavers were extinct at this time in Europe, the pelt used to make this hat probably came from Canada or Siberia.

The black sash, called a bandolier, holds his ammunition.

His silhouetted facial features are barely discernible...

... but his posture emits an air of confidence.

A gentle and pervasive radiance, streams through an open window…

and illuminates the young woman’s amiable face.

It reflects off her loosely clasped wine glass, glistens against her silken yellow bodice, and makes the gilded finial on her chair sparkle.

The artist evokes various plays of light by manipulating the thickness of his paint: shadows are thinly painted passages, and highlights are formed by thick dabs of pigment.

Although Vermeer may have used a camera obscura, this painting follows the laws of linear perspective; the window’s vanishing point is mid-way between the solder’s and girl’s eyes.

Vermeer suggests spatial recession by placing the officer’s dark figure in the left foreground and making him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e woman.

On the wall above the woman’s head hangs a 1621 map of Holland and West Friesland. It is based on an actual map designed by Balthasar Florisz. van Berckenrode in 1620.

Perhaps alluding to the soldier’s duty to protect his homeland or his territorial aspirations, the map’s placement above the woman may also liken her to an object of conquest.

The painting once bore a forged signature of Pieter de Hoogh, an artist whose interior genre pictures are often similar in appearance to those of Vermeer. De Hoogh was a contemporary of Vermeer’s and worked in Delft for a time making it likely that the two artists knew each other.

Henry Clay Frick purchased this work in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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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

書名：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

作者：卜正民 (Timothy Brook)

譯者：黃中憲

出版項：台北市：遠流，2009

ISBN：9789573264521

[館藏連結]

撰文／廖偉辰

《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共分為八章，以作者二十歲前往荷蘭自行車旅遊時，在台夫特(Delft)所觀賞到當地畫家維梅爾（Jan Vermeer, 1632〜1675）的畫作為基礎，深入討論十七世紀貿易對世界的影響，推薦對世界貿易與文化接觸有興趣的讀者來閱讀。

我們通常認為，風景畫家會忠實的將當時候的生活樣態描繪出來，也認為畫作是窺探過去生活的窗口，但作者認為並非如此，因為畫作並不像是照片被拍攝下來，而是在小心且緩慢的過程中創作出來的。因此，它所呈現的與其說是客觀真實，不如說是想像中的特定情境比較貼切。因此，在觀察維梅爾的畫作時，要去思考畫家為什麼要將某裝飾物放入畫中？這些裝飾物有什麼作用？為什麼不放其他的裝飾物？而為什麼畫中人物出現某種行為？而不是其他的？

作者認為，維梅爾的畫作上所有的物品和人物的行為，可說是了解十七世紀世界的窗口，從維梅爾的畫作中，我們不僅看到十七世紀的歐洲，也會看到十七世紀，世界因為貿易網的逐漸建立，使得原本各自獨立發展的文明，透過交流快速變化的面貌。因此，隨著作者的導覽，〈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Officer and Languhing Girl）中我們會注意到畫中的軍官戴了一頂大帽子。在十七世紀的歐洲社會，沒有一個人沒有帽子的，因為外出戴帽子是禮貌的象徵，其中，高價的帽子使用海狸皮製作，而海狸產自西伯利亞和新發現的加拿大。為了取得更多的海狸皮，在1609年，法國冒險家尚普蘭（Samuel Champlain,1574〜1635）的軍隊與阿爾貢昆人（Algonquian）同盟軍和住居加拿大東部魁北克地區的莫霍克人（Mohawk）發生衝突，擁有火繩槍的歐洲人輕易取得勝利。這場衝突，除了掃除歐洲人進入加拿大西部的障礙外，也預示了北美印地安文化和生活方式慢慢走向毀滅的道路，不論是對莫霍克人還是阿爾貢昆人來說。尚普蘭在與印地安人來往的過程之中，菸草也隨之登上全球舞台，印地安人相信，幽靈喜歡菸草的香味，可以在祈福時，藉由菸草誘使幽靈前來，並以此預測未來的運勢。除了宗教的意義外，印地安人也相信，菸草具有止痛的效果，爾後，隨著貿易的發展，菸草以作為止痛的特效藥身分，傳播到歐洲與中國和世界各地區。

在畫作〈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少婦〉（Yonng Woman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中，除了畫中美麗的少婦外，維梅爾也將瓷盤放在畫作中，在維梅爾的那個時代，觀客賞畫與買畫時，除了注意到少婦外，也許更會注意到畫中的瓷盤。是的，中國所生產的瓷器，也在此時開始大量進入歐洲市場，在此之前，根據1493年教宗亞歷山大六世（Papa Alexander VI）的敕令，初期西班牙和葡萄牙有權獨占新發現地區的貿易，不許其他國家介入，因此，瓷器的價格極為高昂，可說是一種奢侈品，西班牙和葡萄牙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富國。為了爭奪瓷器市場，新興的海權國家如荷蘭就以武力攻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船，引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抗議。為了取得掠奪商船的合法性，荷蘭雇用了年輕的律師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為其辯護，格勞秀斯並在1608年，寫出《論戰利品法》（De Jure Praedae）主張西班牙和葡萄牙與荷蘭仍處於交戰狀態，而掠奪交戰國船隻的物品是戰利品，是一種合法行為。其更在隔年出版《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主張人人有權自由貿易，並成為日後國際法的準則之一。

而在維梅爾〈持秤的女人〉（Woman Holding Balance）畫作中，畫中的女性正在拿著秤，準備秤某樣東西，她在秤什麼呢？從畫作的桌上來看，她應該正在秤銀幣。十七世紀時由於沒有標準貨幣制度，為了確定銀幣的重量，來購買相應的物品，秤銀幣在當時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動作，而在維梅爾的時代中，也是白銀大量流通世界的時代。因為在當時，歐洲商人前往中國進行交易時，歐洲商人主要是以銀幣來購買瓷器、絲織品等中國物品，中國雖然以銅錢當作交易的貨幣，但由於銅錢供給不足，因此也需要使用銀幣來進行交易，歐洲人的銀幣主要來自南美洲，並透過太平洋航線運往馬尼拉，並由馬尼拉運往澳門等地和中國的商人進行貿易，因為歐洲人對瓷器和絲織品的大量需求，與歐洲貿易的中國商人大量賺取銀幣，擁有大筆現金在手的商人，開始追求奢華的生活品味，並帶動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繁榮，在此時，中國人幾乎都以銀幣來進行日常生活的交易。不過，由於從美洲大陸前往亞洲貿易中心馬尼拉的帆船接連擱淺，使得西班牙人無法使用銀幣購買中國商人的貨品，導致與中國的貿易出現停滯，供給中國的白銀產生不足，更造成中國南方的物價飛快上漲，產生極大的經濟危機，當時人甚至認為，那是明朝政府垮掉的原因。

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歐洲人前往世界各地展開冒險、貿易與征服的行為，影響了往後世界歷史的發展，其中，本書主角維梅爾所處的十七世紀，正位於接觸的第二個世紀，和十六世紀第一次接觸所造成的，不是生存就是滅亡的情況不同，這是一個透過相互影響的過程促成選擇性調適的時代，也是一個隨機應變的世紀，在此一世紀，全球貿易網逐漸建立，使得原本孤立在世界各地的文明相互連結在一起；因此，菸草、海狸皮、瓷器、白銀的貿易，不僅影響了歐洲人，也影響了與之相來往的印地安人和中國人。貿易的影響也使得國家體制產生巨大的轉變，為了競逐貿易所帶來的龐大財富，各國君王莫不致力於中央集權，官僚化的政治組織開始出現，立足其中君王不必依賴封建領主的效忠就可繼續執政，但前題是必須為了國家發展謀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國家成為居民的利益共同體，不在是君王的個人領地而已，此一基本性質的轉變，也使得國家成為世界體系獨一無二的參與者，而中世紀常見的騎士團、主教團或是封建諸侯也隨著現代國家體制的建立，漸漸退出歷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