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背景编辑吾尔开希的父母曾在北京民族出版社任职，后退休。司徒华称，吾尔开希的父亲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吾尔开希当年是在甘肃兰州乘坐军用专机逃亡至珠海，其后经“黄雀行动”抵达法国。[7] 1987年，吾尔开希通过预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央民族学院结束预科阶段学习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管理专业就读。他就学期间的形象存在争议，其大学老师及同学对他的学业、品行等多持负面看法。[8][9] 六四事件期间编辑1989年4月21日，吾尔开希宣布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及“北京市临学联”并自任主席。当晚，在北大筹委会及清华学生的推动下，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誓师大会”，有超过六万人参与[10]。当夜，上述数万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在人民大会堂会场外参与次日的胡耀邦追悼会。25日，与刘刚、王丹、王超华、熊焱等人将北京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北高联随即成为继北大筹委会之后的八九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吾尔开希担任该组织第二任主席。自此，吾尔开希成为天安门学生运动主要学生领袖。4月29日，中国政府当局组织的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中，吾尔开希要求以北高联主席身份参与，在进入会场之前被当局阻止，当晚与王丹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记者招待会，自称被中共便衣跟踪，不再参与北高联会议，二人便被学运组织边缘化。5月13日，吾尔开希便与王丹等6人发起绝食。 发动绝食占领天安门广场编辑吾尔开希在当时的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力。5月18日，他身穿医院的病号服与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会面时说：“时间很紧，我们在这里坐得舒服，但外边的同学在捱饿，所以我很抱歉打断您的话……”打断其开场发言(影片显示当时李鹏发言约2-3分钟，共200字左右）。受到在北京采访的各国的媒体瞩目[来源请求]。但吾尔开希这时也犯了大错，他一再强调学生领袖与学运组织的无能为力，甚至说广场学生背离民主程序。另一位学生王丹当时对总理李鹏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的其他几千个绝食同学也不会离开。”会谈结束前，吾尔开希又强调一遍。另一位民运领袖封从德认为这中了李鹏的圈套，李鹏等中共官员会以学生领袖管理无能为力为由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而事实上，当时中国状况的确失控，经济大动脉京广线在武汉曾经停摆3小时。[11] 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到北京访问之时，吾尔开希主张从天安门广场东移，供政府举行仪式以维持学生爱国立场。这个行动导致广场学生的布局开始混乱，于是激进派的柴玲、李禄等人组成新的学运组织中心“绝食指挥部”。随后，本来已经被北高联除名的吾尔开希与王丹二人，因此进一步与柴玲等人产生争执，而被学运组织进一步边缘化，但在媒体中却一直保持学生领袖的形象。 六四事件发生后，吾尔开希在录像中提到：
而实际上后来流出的西班牙摄影队拍摄的视频显示，广场上的学生是唱着歌离开天安门广场。而四君子之一，最后离开广场的侯德健也表示没有看到学生在广场上被枪击和死亡。 另外，吾尔开希在被通缉期间，官方曾经发表了一段吾尔开希在绝食期间与其他人吃饭的录像。录像的旁白指出，吾尔开希是用别人的捐款来大吃大喝。在另一段的录像中，吾尔开希说，当时他是和香港的同学们吃饭：
事后香港媒体询问当时北上跟吾尔开希会面的香港学生代表，他们也直言是他们付款，而不是吾尔开希或其他人动用捐款来吃喝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副会长林耀强说：“吾尔开希在五月二十二日就辞去了北高联主席的职务。而绝食行动在五月十九日就已经停止了，因此，影片说北高联领袖一面呼吁同学绝食，一面却大吃大喝，纯粹是中共为了污蔑学生领袖而炮制的低劣谎言。”[14] 另一学生领袖马少方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可不知出于何故，那画面上的日期——5月24日，却没有被删走。问题是，广场上的绝食抗议是5月13日开始，19日结束，5月24日的广场上没有一个人绝食，喉舌的声音就是公然造假。”[15] 通缉与流亡编辑1989年6月4日六四事件发生后的6月8日，北京市政府解散高自联。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将他列为21名高自联头头和骨干之一，位列第二位，受到通缉。他在父亲的帮助下从兰州乘坐军机经香港逃离中国大陆[16][17]开始其漫长的流亡生涯。他与严家其等人共同创立“民主中国阵线”，并担任副主席。离开中国后，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圣拉斐尔市加州多明尼克大学进修。[18] 初次访台编辑1991年10月15日吾尔开希带著挑战书前往立法院当面向时任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的谢长廷，要求进行一场公开的统独辩论。谢长廷以吾尔开希的代表性不足，拒绝与其辩论，吾尔开希认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海峡两岸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 定居台湾编辑初到台湾编辑流亡美国期间，他认识了赴美留学来自台湾的陈慧玲。两人在1994年结婚[3]。吾尔开希决定离开美国前往台湾。1996年，吾尔开希移居台湾，在台中市定居[5]。在台湾，他曾担任过电台主持人与政治评论家，后投身IT和金融界。他亦曾批评总统陈水扁“宛如共产党”，也曾批评总统马英九帮共产党说话。 2004年1月吾尔开希曾到香港出席梅艳芳的葬礼。他是继柴玲之后第二个到香港的天安门事件的学生领袖。他在机场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希望中国新领导层能够让当年的学运领袖返乡探望在中国大陆的家人。 请求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探亲编辑2008年3月，《北京之春》4月号上[2]，吾尔开希与王丹、杨建利、胡平、郭罗基、陈一咨、张伟国、刘刚、陈小平、吴仁华、刘念春、傅申奇、易改、蔡桂华、魏泉宝、王军涛十六人联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出公开信。要求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以及对国际社会的义务，恢复或者延期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可以自由进出国境、行使公民权利[19]。 2009年6月3日晚上，吾尔开希带领一票记者试图通过澳门闯关内地，澳门治安警察局根据《内部保安纲要法》拒绝吾尔开希入境[20]；他表示回来目的是向中共自首，并要求澳门中联办协助他返乡探亲[21]。 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事件发生后，吾尔开希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发表声明，认为是政府镇压维族人和平示威，呼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施行民主。[22] 2010年6月4日，吾尔开希再次带领一票记者透过自首的方式，要求与中国驻日本大使对话，因不得其门而入，而想硬闯入位于东京元麻布的中国驻日大使馆，随即被日本警方逮捕[23]。当月6日下午由于没有逃亡之虞获释，他的刑事处分尚未决定，将在日本停留并接受日本警方的调查。 2010年9月13日，时任台中市市长张温鹰亲自向吾尔开希颁发中华民国国民身分证。身份证记载正式姓名是“吾尔开希．多莱特”[1]。 2011年1月初，支联会元老司徒华病逝，吾尔开希及王丹等民运人士希望出席司徒华的丧礼，遂带领一票记者试图入境香港，但港府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拒绝两人的入境申请[24][25]。王丹及吾尔开希认为是北京施压所致，二人对特区政府做法感到愤怒，认为事件显示“一国两制”已死，对香港未来感到非常担忧。 2013年11月25日，吾尔开希带领一票记者乘坐往曼谷在香港转机期间向香港入境处表明是中国的通缉犯并要求自首，希望香港方面能拘捕他予中央政府，以换取与家人见面的机会，但最终入境处把他遣返台湾。[26] 评论台湾太阳花学运编辑2014年3月20日，318太阳花学运期间，吾尔开希到场勉励学生们说，“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站出来是光荣的！”他说，六四事件至今廿五年，学生关心国家的心没有死，在台湾继续发挥，议场学生的表现合乎民主规范，令全世界敬佩。而马总统也号称是学运出身的人，如今却破坏民主，应到场向学生道歉。 针对监察院院长王建煊质疑学生占领立院，国家还有希望吗？吾尔开希批评，像这样腐朽的头脑才是让台湾没希望的原因，而学生与公民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是台湾有希望的重要体现，并当场向王建煊喊话“请你辞职！”他也呼吁民众，应让中国国民党内政召委张庆忠再也选不上立委。 [27] 声援香港雨伞革命编辑2014年9月28日晚间台湾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晚会声援香港的占领行动，吾尔开希到场声援。他强调，1989年时，他们在北京，台湾、香港都在声援我们，“今天是天安门的学生，我们要跟香港人说，我们始终肩并肩，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就是支持自由民主，希望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28] 参选立法委员编辑2014年11月30日，宣布投入台湾台中市的立法委员补选[29]。随后在2014年12月26日宣布退出此选举，同时宣布投入2016年第9届立法委员选举。[30] 2015年11月27日，成为独派政党大爱宪改联盟的不分区立委第二名[31][4]。主张修宪承认外蒙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国际法高于国内法”。 酒醉驾驶编辑2019年3月31日，吾尔开希酒驾遭逮，酒测值0.4，曾被台北地检署以公共危险罪送办。[32] 千島湖火燒船 1994年的電影《賭神2》有段情節令我印象深刻，台灣的黑道大哥帶著親朋好友到千賭湖玩，準備搭船欣賞湖上風光。底下小弟覬覦大哥的錢財，又想替另一名大哥奪權，於是夥同另外兩名混混，在半夜時登船殺人。這三人穿著潛水裝，暗自登船，黑道大哥跟大多數的親友都死在船上。為了毀屍滅跡，犯人讓船隻起火，只有賭神和一個小孩倖存。小時候以為是電影情節，之後找資料時，才發現這影射了1994年發生的千島湖事件。電影裡的案發現場是「千賭湖」，在粵語中「賭」跟「島」諧音。 除了千島湖事件，電影還有影射其他歷史事件。千賭湖事件發生之後，賭神高進和小孩被公安逮捕。高進向公安表明自己是香港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當香港記者前來採訪時，遭到公安毆打、強制驅離。 明白無法得到公平審判的高進，帶著小孩來到台灣，當他們坐船偷渡時，船主提到自己曾經用這艘船載走吾爾開希、柴玲，這裡指的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香港人為了協助民運份子逃亡，啟動的「黃雀行動」。 嚴格來說，《賭神2》劇情漏洞很多，卻意外反映了當時台、港和中國之間的微妙關係。1989年的六四已經發生，而1997年的主權轉移又逐漸逼近，香港人對於未來的走向感到徬徨。導演王晶雖然在電影裡塞了很多笑料、賭局，但在笑鬧背後，也顯示出對中國的不安。王晶安排這些橋段，可能只是想蹭熱度，但選擇哪些事件、如何在電影裡呈現，也暗暗表明了他的立場。 這部電影的關係，我好奇真實發生的千島湖的來龍去脈，於是特地找了資料，才發現電影的情節客氣多了。 回去，不如回不去 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的國民黨希望有天能反攻大陸，任何措施都和軍事有關。隨著時間的流逝，多數從中國過來的外省人，都知道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國民政府依然利用教育，灌輸「中國大陸是我們的家鄉」，因此台灣人對海岸另一頭的大陸多了一份特殊情感。 雖然課本強調中國的歷史、地理，但現實生活中，戒嚴時期的國民政府始終強調「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直到1987年開放兩岸探親，台灣人漸漸利用其他方式，譬如從香港轉機，來到中國旅遊。過去課本裡描寫的神州大陸，台灣人終於有機會親身遊歷。 但台灣和中共政府制度、民情不同，使得有些人去過中國之後，開始懷疑「大陸同胞」真的是自己的同胞嗎？再加上不少人去中國旅遊，遭到公安勒索、民眾搶劫等事情，這種感覺越來越深刻。 如果要舉一項最具代表的例子，就是1994年的「千島湖事件」。對於罹難者家屬來說，那些人死在中國不是落葉歸根，而是客死異鄉。 愈描愈黑的意外報導 1994年的4月2號，《聯合報》有則新聞：前往中國的遊客，由於觀光船「海瑞號」失火，目前生死未明。聽到這個消息的家屬，紛紛前往旅行社或相關的政府機關求助，希望可以進一步了解真相——這次的事件，在台灣普遍稱為「千島湖事件」，在中國則稱為「331船難」。 位於浙江省淳安縣內的千島湖，湖內有大大小小的島嶼，有的像盆景一樣小，有的則樹林密布。在中國國內也算是著名的國家風景區，不少台灣人去中國旅行，會選擇來這裡觀光。 最著名的觀光行程是讓大多數遊客坐在觀光船上，碰到有趣的島嶼再下船遊覽。根據報紙的描述，橫越千島湖需要6、7個小時，多半會停在「猴島」或「蛇島」，但也有中國導遊只讓乘客在船上欣賞風景，不讓人下船登島。 而出事船隻，名為「海瑞號」，船身長24.3公尺，寬5.4公尺，載客量100人。總共有3層，甲板上面的兩層是客艙，甲板下是底艙。底艙中間是船員休息室，高1.5公尺。 從最初的報導來看，這就像是一樁意外：船隻起火，造成乘客傷亡。為了釐清事實，也懷著家人仍活著的期待，「海瑞號」乘客的家屬於4月3號啟程前往中國，當中包含了規劃這次旅行的長風旅行社人員。 然而就在當天，浙江省政府證實船上的乘客32人全數罹難，其中有24位來自台灣，剩下都是中國籍的地陪與船員。 事故現場到底是什麼樣子，不同管道就有不同的說法。事後，《聯合報》比對海協會、親共的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等報導文字，發現都有古怪的地方。海協會來函提到：3月31日，有關部門在碼頭等待「海瑞號」，過了2小時卻遲遲不見，於是派出快艇尋找，直到4月1號早上八點才看到燃燒的「海瑞號」；《文匯報》提到是解放軍出面搜查，而《大公報》說搜查行動由公安負責。 不同說法或許可歸咎於媒體為了搶先報導，對於情報並未嚴加查證。可是等事情塵埃落定，中共政府事後的說法，卻是報案人發現船隻起火，公安登船之後沒有發現遊客，研判他們是下船逃生了。 由於天候不佳，颳風下雨，再加上湖上諸多島嶼，發動了陸、海、空大規模搜索，整整花了10個小時──後來發現死者都在船艙裡面。為什麼會先發動陸海空大搜查，而不是先搜索船艙？ 此外，不管是意外還是人為，政府應對的方式自然不同；如果一開始就出動解放軍或公安，顯然他們認為這不是一起單純的意外──但這樣想的理由到底是什麼？中國官方始終都沒有提及。 上面提到的疑問，中共政府雖然也提出解答，但說法不斷更動，自相矛盾。隨著家屬抵達事故現場，才發現無論是事件本身還是中國的官方態度，情況都不如他們所想的單純。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資訊諜對諜 家屬一步下飛機，便希望能立刻前往事故現場，但浙江省政府卻安排大批人員，採一對一的方式，貼身陪在家屬旁邊、理解他們的需求——聽起來很周到，但說到底就是監控各人的行動罷了。 抵達淳安縣、抵達下榻的旅館，家屬發現便衣、武警和公安團團圍住了飯店，而且住的地方離市區有一段距離。怎麼看都是希望家屬不要走漏消息。家屬沒辦法從其他管道如報紙、新聞知道任何消息，關於船難的一切資訊，都來自地方官員的說法。 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有些罹難者家屬只好將自己的心情告訴台灣記者，希望可以利用報紙施壓。台灣政府也採取行動，海基會希望能派人陪同家屬。 即使派出這麼多人傾聽家屬的需求，中共政府也沒有作出相應的行為。 除了家屬，還有13名台灣記者前往千島湖。由於中共政府的管制，記者只好謊報自己是罹難者的家屬，而實際的罹難者家屬也配合記者的要求，在中共官方面前以家人相稱。當記者住進旅館時，就使用傳真機與台灣報社聯繫。為避免被中共政府發現，還利用暗語傳遞消息，如照片是「風景明信片」、《中國時報》是「大理街」，並必須將報導內容改寫成家書。 這些小把戲很快就被識破了，不久中國官員便問家屬：「某某某是不是報社記者？」或是記者在傳真時，傳真機印出他的個人資料；在打電話時，說到關鍵處，電話會突然斷掉。 焦急的家屬在旅館不斷問人，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去事發現場？船上的火災是單純的器械故障，還是有人蓄意縱火？面對這些問題，中共官方都是想盡辦法瞞混過去，只強調這單純是一起不幸的意外，不斷重複著：「黨和政府絕對重視台灣同胞的權益。」 4月4日，家屬前往認屍，罹難者的遺體擺放在一處空屋裡，為了減緩腐化的速度，還從杭州運冰塊過來，占滿屋內其餘的空地。有些人的遺體上半身燒得焦黑，但下半身卻毫髮無傷；罹難者劉上天的兒子懷疑父親的左手遭人砍斷，認為是學過功夫的父親抵抗劫匪的證明。 有些家屬發現罹難者有貴重物品消失，也認為這不是一起單純的事故。雖然見到親人的遺體，各式各樣的疑問反而油然生出。面對種種質疑，得到的回覆都是因為遺體遭到大火焚燒，所以異常脆弱，有些遺物可能也被大火焚毀云云。 如果不能從中共官方得到訊息，那親自到現場去總可以吧？但著火的海瑞號已經拖到船塢，如今只是一艘燒得面目焦黑的廢船。經家屬一再強烈要求，一部分人可以看燒得焦黑的「海瑞號」，但其間不僅受到監視與跟蹤，船上大部分的痕跡更已清除。 有家屬發現船上有奇怪的小洞，懷疑是彈孔；想要再次確認，希望能拍照時，遭到中共官方拒絕。 大多數的遺體都集中在船員休息室，當罹難者家屬看到漆黑的小室，想起親人在高溫和濃煙下逐漸步入死亡，想必是心痛不已吧。 不僅如此，事發現場還遭到嚴格管制，當駐守的武警發現記者採訪，不但上前阻撓，還利用檢查證件，要求記者離開。即使面對重重管制，台灣記者還是想方設法，把當時能得到的消息都傳回台灣。 遞送千島湖的新聞錄影帶，過程險阻重重。記者陳良拍下船身疑似彈孔的畫面，最後還被中國官方警告，「如果不停止拍攝，就很難保證他在中國的人身安全」。即使如此，陳良還是想辦法記錄任何的可疑之處。 當他的同事來找他時，由於陳良的身分曝光，兩人不能直接接觸，必須趁上廁所時偷偷把畫面交給同事。最後是拜託一名台商以「帶土產」的方式，將檔案藏在鞋底，才讓台灣人能夠更了解事實。 帶不回的遺體與消失的遺物 前往中國之前，有些家屬擔心中國會掩滅證據、擅自將遺體火化；面對這種質疑，浙江省的台辦表示，會等到家屬認屍之後，再行處置。中共政府的確遵守了承諾，沒有火化遺體，但家屬到現場時卻發現：遺體已經被解剖了。 明明是一場意外，為何要解剖遺體？面對這個質疑，中共政府回應，是要確認生前落水身亡，還是焚燒致死。可是依照這個時序來看，遺體是在船裡發現，有什麼理由判斷死者疑似生前落水？ 其他認為不是意外的證據，就是死者面對火災的反應太異常了。假設天色昏暗、乘客不敢跳水求生，選擇躲回船艙避火，最終吸入濃煙、嗆傷身亡，這推論也還算合理。但死者不只乘客，連熟知水文地形的船員與地陪都沒有跳船求生；原本船上的備用救生衣也全部都消失了，既然沒有人使用，這些救生衣又到哪裡去了？ 正常情況，一旦失火，火勢會迅速蔓延，時間上不可能所有人都躲到同一地點避難，而且發現遺體的船員休息室不過17平方公尺，空間不大，怎麼會30幾個人都選擇躲進去避難？ 此外，中共政府一開始認為是天候不佳，導致船隻發生意外，可調出當時的氣象報告，那天又沒有任何風雨；那麼，天候是意外的起因、展開陸海空大搜索的判斷又是具何而來？ 最後是遺體的情況。大多數遺體都只有上半身燒到碳化，而被人發現的當下，有人緊緊護住腰上的錢兜──這根本不是遭遇意外會有的反應。 還有人根據遺體上半身焦黑，但下半身幾乎無損的情形，大膽推測這些死者根本不是死於船上的大火，而是遭到火焰噴射器攻擊。聽起來駭人聽聞，但1989年，中共政府可是派出坦克和軍隊鎮壓在天安門抗議的學生；如果用火焰噴射器對付台灣遊客，好像也不會讓人太訝異。 面對這種說法，中共政府當然是嚴加否認。 開始有家屬相信自己的親人是遭遇搶匪了，甚至有人認為，中共政府搶先解剖屍體，不是為了釐清死因，而是要抹去死者身上的痕跡，譬如彈孔。如果有死者死於槍擊，事情就變得複雜了：當時中國人民不可能有機會取得槍枝，除了軍方或武警。基於這些判斷，有人開始臆測中共政府之所以嚴防消息走漏，是為了掩蓋解放軍介入的事實。 《聯合報》引述一位檢察官的看法，認為可能的案發經過是：劫匪上船之後，先以槍枝恫嚇人質，搜刮他們身上的手飾、現金等明顯財物。最後脅迫他們擠在休息室裡面，最後再放火燒船，讓這些人活活悶死。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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